文物保护仍面临新的问题,三峡湖北库区地下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成

作者:曾纪鑫

记者从29日在湖北黄石召开的湖北省文物局长会获悉,经过16年的发掘,截至今年底,三峡工程湖北库区地下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初步统计,出土不同时代、不同质地的文物6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约5000件,为研究三峡库区历史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及南水北调办主任王风竹告诉记者,从1992年开始,来自全国的72家考古单位、数千名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工程湖北库区文物进行发掘保护。经过16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完成规划的地下文物点217处、45.8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和190.6万平方米的勘探工作任务,系统廓清三峡考古学文化面貌,推进了巴文化考古研究。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距今6000-7000多年前的“太阳人”石刻和石人雕像、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图案精美的巴文化铜戈、矛及一组保存完好的弓箭,堪称库区文物中的“瑰宝”。这些大量重要遗迹遗物的抢救保护,填补了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系统完善了该地区原本并不清楚或只有一些初步认识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秭归官庄坪、庙坪、巴东雷家坪等一批遗址典型楚文化遗存的发现,对研究楚文化向西扩张及巴、楚文化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秭归何光嘴、朝天嘴等一批夏商时期的遗存揭示了巴、蜀、华夏诸部族文化在库区交流的史迹;大批汉、六朝墓葬的发掘,揭示了当时的三峡地区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按照“集中保护,规模发展”的思路,湖北文物部门搬迁复建了41处文物建筑,全省最大的文物保护项目屈原祠仿古新建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计划2009年5月全面竣工,10月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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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10月26日首次蓄水至175米正常水位,中国最大规模文物保护工程已经收官。18年间,大量珍贵遗址和文物得到了发掘和保护,但“后三峡”的文物保护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一

记者从29日在湖北黄石召开的湖北省文物局长会获悉,经过16年的发掘,截至今年底,三峡工程湖北库区地下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初步统计,出土不同时代、不同质地的文物6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约5000件,为研究三峡库区历史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及南水北调办主任王风竹告诉记者,从1992年开始,来自全国的72家考古单位、数千名考古工作者,对三峡工程湖北库区文物进行发掘保护。经过16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完成规划的地下文物点217处、45.8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和190.6万平方米的勘探工作任务,系统廓清三峡考古学文化面貌,推进了巴文化考古研究。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距今6000-7000多年前的“太阳人”石刻和石人雕像、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图案精美的巴文化铜戈、矛及一组保存完好的弓箭,堪称库区文物中的“瑰宝”。这些大量重要遗迹遗物的抢救保护,填补了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系统完善了该地区原本并不清楚或只有一些初步认识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秭归官庄坪、庙坪、巴东雷家坪等一批遗址典型楚文化遗存的发现,对研究楚文化向西扩张及巴、楚文化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秭归何光嘴、朝天嘴等一批夏商时期的遗存揭示了巴、蜀、华夏诸部族文化在库区交流的史迹;大批汉、六朝墓葬的发掘,揭示了当时的三峡地区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按照“集中保护,规模发展”的思路,湖北文物部门搬迁复建了41处文物建筑,全省最大的文物保护项目屈原祠仿古新建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计划2009年5月全面竣工,10月对外开放。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目前中国已完成的最大规模文物保护工程。全国110多家文物考古和保护机构、超过5万人次,参与了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及研究工作,总投资19亿元。根据《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1087处文物列入保护规划,地下文物723处,地面文物364处。其中,重庆库区的文物为756处,包括地下文物509处、地面文物247处;湖北库区文物335处,包括地下文物217处、地面文物118处。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人的梦想。

“这是空前绝后的规模。三峡考古建立了三峡地区的新时期文化序列和旧时期文化序列,掌握了秦汉时期和巴人的相关信息,丰富了长江三峡作为长江文明华彩乐章的内涵,印证了长江是除黄河外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荣誉馆长、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王川平说。

早在1919年,孙中山便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第一次提到三峡建坝:“以舟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资其水力。”并明确指出“分级坎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这一由孙中山开启的在三峡江段选址修坝,拦截长江以兴水利的梦想,萦绕中华民族长达七十多年之久。

三峡蓄水至175米后,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鹤梁题刻已在江水下30多米处,但人们可以通过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水下博物馆观看这一1200多年史迹的真容。重新开馆半年以来,这个博物馆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5万人次。

当三峡工程于1993年开始施工准备,几代人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之时,世人聚焦并欢呼的,多是其所带来的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抗旱等综合效益;当然,不绝如缕的反对声音,也不时提醒“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将引发库区山体滑坡、上游泥沙淤塞、破坏长江生态等负面效应;而人们关注得最少的,则是三峡库区的古代文化遗产保护。

和白鹤梁并列三峡文物保护四大“国宝”的张桓侯庙、石宝寨、屈原祠如今也已搬迁建成并对游客开放。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说,搬迁复建后的屈原祠位于秭归县凤凰山上,已成为三峡文化走廊极具文化品位和人文内涵的文物点。重庆忠县花灯坟墓地出土的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汉阙——乌杨阙如今“搬家”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大厅。

三峡水库库区包括东起宜昌,西至重庆长达660多公里的沿长江两岸分水岭范围,一旦正常蓄水位达到175米,淹没地区将涉及湖北、重庆15个县(市)、11个市辖区,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那些淹入水中的,不仅有土地,还有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建筑、古迹以及深埋土地之下的墓葬、文物等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三峡地区地下文物发掘面积已超过189万平方米,出土文物24万件,其中珍贵文物6万件,乌杨阙、鸟形尊、三羊尊、虎钮錞于、粉青凤耳瓶、蟠螭纹提梁壶、太阳人石刻等都是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三峡文物考古曾4次被列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国目前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地点——巫山龙骨坡遗址、疑为巴国王陵的涪陵小田溪墓群等珍贵遗址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此外,重庆库区累计完成各类文物档案资料1000多万字,各类照片10余万张。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谭京梅说,三峡文物保护的许多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中。

当华夏文明的曙光最初照临在人类的东方之时,三峡库区的先民,就加入到了这一文明创造的大合唱之中。旧石器时代文明、新石器时代文明、中原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土家族文化……不同特色的文化在这里诞生、发展、碰撞、交融、绵延,留下的遗存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王川平表示,三峡库区大规模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收官,三峡文物保护进入“后三峡”时代,包括对已出土文物的修复、展示、收藏和研究,地面文物的维修和开放,以及对整个三峡文物的研究、出版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三峡历史文明。此外,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程也将全面展开,将对消落区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工作。

三峡工程动工之前,库区的考古工作是一块盲区,仅有的文物考古显得极其零星。而凝聚着前人生存、生产、生活智慧的文物又显得那么脆弱,如果淹没、毁损,便不可再生、无法恢复。因此,保护、抢救三峡库区的文化遗产,便显得刻不容缓、至关重要。

三峡库区消落带是指防汛期内由145米至175米的水位涨落而形成的30米水位回落区,这使得埋藏的许多文物露出地面,易遭盗挖。重庆市文广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幸军说,规划中位于消落带范围内的重点发掘面积不到总体文物埋藏面积的7%,因此,其保护面临很大困难。此外,纳入规划的重点发掘项目也由于实际发掘面积超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而经费紧张,而且所抢救文物的后期整理修复也大多处于空缺状态。

于是,一群文物工作者、管理者怀着理想与激情,投身三峡文物大抢救的行列。他们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尽职尽责,工作少有人知,新闻媒体也少有宣传。但当一项项文物保护项目得到落实,一件件珍贵文物得以出土,一座座重要建筑迁移复原之时,他们作出的贡献,与巍然耸立的三峡大坝一道,同样令世人瞩目。

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及南水北调办主任王风竹说,针对“后三峡”文物保护的新问题,目前,重庆及湖北已申请将三峡文物保护纳入“后三峡”规划,以加强对175米水位以上重点遗址的深入发掘保护,并对已发掘的文物进行更好的修复和研究。

《守望大三峡·三峡文物保护与管理》一书,便是三峡历史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回顾、反思与总结。

《守望大三峡》的两位作者之一吴宏堂于2001年调任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兼三峡办主任,一干就是十年;另一位作者王风竹自1992年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分到湖北,便全面参与并负责湖北三峡工程坝区的文物保护,有着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人生中的美好岁月,都默默无私地奉献给了三峡文物的保护与抢救事业,正如他们在《后记》中所言:“这些年来,我们在守望三峡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不记得曾吃过多少苦,流过多少汗,受过多少委屈,遇到过多少挫折,克服过多少困难,然而,我们始终坚守的是文物工作者心中最神圣的,也是我们共有的那片渐渐变小、渐渐被忽视,甚至有可能被慢慢遗忘的精神家园,我们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懈怠。”他们既是决策者、管理者,也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案例”;既有面向大众的成果展示,又有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由他们来回顾、见证、再现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抢救过程,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建造长城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电工程。而三峡文物的保护与抢救,时间紧、范围广、任务重,不仅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属第一次,哪怕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也是空前的。

享有“文化走廊”之称的三峡库区,先民们创造、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遗物可谓星罗棋布,仅国务院三建委批准的文物保护项目就多达1087项,其中地下文物保护项目723项。按照规划,所有保护工作必须在2009年三峡工程175米蓄水位完工之前结束,仅重庆市而言,“如果按照常规计算,完成重庆库区三峡地下考古发掘和地面文物保护的工作量,需要30至50年时间。”哪怕从1993年三峡工程动工之时计算,保护时间也只有17年;如果从1995年湖北进入三峡库区开始抢救算起,保护时间为15年;如果从2000年6月《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批准之日算起,保护时间则更紧。加之三峡库区95%为欠发达山区,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气候异常、劳动力奇缺,以及文物保护组织与工程建设部门、当地政府、一百多万搬迁移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都加大了文物保护与抢救的难度。

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三峡文物管理部门协调、组织全国的考古、建筑、地质学、人类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资源及力量,深入库区每一个角落,调查试掘,摸清家底;然后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针对一期、二期、三期蓄水线以下的目标进行考古发掘、拆迁复建。其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创下了多项记录。比如自2004年到2009年底,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科技工作者一万多人次、高校师生二千多人次、民工十万多人次投入三峡文物抢救之中;自1992年以来,文物部门累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189万多平方米,勘探面积1621万平方米,出土珍贵文物6万余件,一般文物18万余件;364项地面文物保护项目全部完成,有的是原地保护,而像秭归屈原祠、云阳张飞庙、丰都天佛寺、忠县石宝寨则属整体搬迁复建,保护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场文物大抢救中,不论是文物管理部门,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都递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们完成了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的所有任务,使得三峡库区重要的地面建筑、人文景观得到了有效保护;珍贵的地下文物得到发掘,获得了一大批考古新发现、新资料,解开了不少谜团,填补了许多空白,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基本建立并完善,历史文化脉络也由此而逐渐清晰起来;既彰显了三峡区域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也延续了历史,传承了文明。

2010年10月,三峡工程首次达到175米正常蓄水位。

此时,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抢救工程也已“尘埃落定”。《守望大三峡》一书,通过三峡文物保护的规划编制、管理机构、组织措施、文物经费、管理体制、工程建设、文物安全、文物档案等诸多方面,有条不紊地展开回顾与叙述,点面结合,统计数字与形象描写兼顾,将一段保护、抢救三峡库区文化遗产的时光与过程凝成了永恒的历史。最为难得的是,两位作者由亲历亲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高度,对这场文物保护、抢救的经验、意义予以高度概括:

一、政府加大了保护力度。政府的重视,经费的落实,措施的严格施行,为三峡库区文物的成功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严格说来,过去的三峡地区,考古工作只能算是一块半开垦的处女地。三峡工程带动了本地区的文物考古,而出土的一大批文物及考古新成就,又带动了文物、文化研究的新突破,使得三峡地区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新区域、新石器化研究的新热点,为探讨文明起源提供了新资料,理清了蜀文化、楚文化对本地区的影响与脉络,破译了巴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学术难题,揭示了汉、唐、宋、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三峡文化的新面貌;三、地面建筑及古代石刻、桥梁等方面的保护、搬迁与重建,有力地传承了具有峡江特色的建筑文化;四、创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三峡文物保护中,编制、出台了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规划《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他们实行的业主负责制、项目合同制、招投标制、监理制、检查验收制、审计制、课题制、科研制等,不仅将三峡文物的保护速度、质量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也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新模式与新经验;五、培养了一支文物保护的技术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养方式,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文物考古、文化保护的实践与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年轻骨干;六、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三峡库区整个文物保护过程留存的大量档案、照片、图纸、软盘、光盘、录像带、考古报告、电视纪录片等,为后人解读三峡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笔者就曾收到湖北省文物局寄赠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大型丛书三批三十多册,印刷精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质量上乘,极具研究与参考价值……

当然,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审批时间缓慢,留给文物部门进行保护工作的时间仓促有限,保护经费到位时间较迟,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使得许多虽在规划之外但应该保护的文物无法保护,许多文化现象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予以佐证结果无法施行。

三峡文物抢救与文化保护工作,广大的文物工作者、管理者不仅以实际行动提升了三峡工程的良好形象,而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具价值的永恒的历史文化研究资料,其探索实践的模式与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文物保护管理、历史考古发掘,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守望大三峡·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与管理》,吴宏堂、王风竹著,文物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定价:290元)

(《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18日4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3-25 10:12:3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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