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共发现28种古文字,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出土楚文献非常丰富,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文字的正确释读是充分利用这些重要材料的前提。本文是对近七十年的出土楚文字研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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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字/研究综述

基本信息:

李守奎,男,河北省张家口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字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第一批项目《楚文字通论》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01JAT40014。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对于大部分省区来讲,古文字是考古中十分难得的发现,但对于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新疆来说,在出土文物上发现的各种古文字已达28种,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世界少见。
日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获悉,新疆考古发现记载的古文字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文字系统,共分19种语言、28种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发现于考古出土的大量木简木牍、纸卷、金铭石刻和钱币上,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
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伊斯拉菲尔·玉苏甫研究古文字多年,他介绍,汉文字系统包括汉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阿拉美文字系统有佉卢文、帕赫列维文、摩尼文和回鹘文等10多种文字;婆罗米文字系统有梵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等。发现数量最多的是汉文、佉卢文和回鹘文等,西夏文、契丹文极少。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说,新疆是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在这里,世界五大文明汇集交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相互影响,各种语言文字共存,当时新疆的欧亚文化相当繁荣。多年来,丰富多彩的古文字文化受到世界各国考古专家的极大关注,但遗憾的是,很多记载古文字的珍贵文物在解放前已被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探险者带到国外。
古代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中3条横穿新疆,沿线有大型生土建筑遗址,年代久远的古墓群,保存完好的“木乃伊”,艺术风格多样的石窟壁画,遍布全疆的石雕岩刻,史料价值很高的文书简牍,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铜器、木器、钱币等。(来源:天脉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M2和M1的墓主

作者:李零 著

出土楚文献非常丰富,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文字的正确释读是充分利用这些重要材料的前提。本文是对近七十年的出土楚文字研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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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是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去年夏天,在周原遗址与西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听过吉琨璋先生的精彩报告。他说,这两座墓的墓主,从出土铜器的铭文看,M2的墓主是倗伯,M1的墓主是某姬,姬上的怪字不认识,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休息时,我向他讨教,这个怪字怎么写,他给我比划了一下。我说,这恐怕是毕字。晚上,他给我看电脑中的铭文,我发现,这个字有不同写法,但经过比较,还是毕公的毕字。通读铭文后,我提出我的初步判断:倗伯即冯伯,冯伯是媿姓;毕姬则是毕公在晋国的后裔,可能与后来晋六卿中的魏氏有关。最近,阅读横水西周墓地的发掘简报和发掘者合作撰写的研究论文,(吉琨璋等《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2006年8期)还有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我想就这一问题补说几句,讲四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我们先说冯伯,为什么我要把倗读为冯。
倗,铭文字形,严格讲,是从勹从朋。朋是朋贝之朋,像串贝,为货币单位。勹旁,虽然是从人旁分化,但古文字是两个不同的偏旁,还是有区别,从人是后世的隶定,许慎已经这样写。加上勹旁的这个字,在古文字中,经常是做朋友的朋,而有别于朋贝的朋。值得注意的是,在古文字中,它还有个用法,是作冯字。比如《左传》中的楚令尹薳子冯,他的冯字,淅川下寺铜器就是写成倗。传世古文,如《古文四声韵》卷一第十一页背引《王存乂切韵》,冯字略为走形,但还可看出,也是这种写法。还有,《诗·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楚文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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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5年6月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版次:1

一 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印刷时间:2015年6月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印次:1
字数:380000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ISBN:9787549562633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内容简介: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啟舟节和两枚鄂君啟車节,車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啟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啟节考释》(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啟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啟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啟节考》(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啟节“”字解》(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
”、“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该书收录了李零先生20多篇论文,为《待兔轩文存•读史卷》的姊妹篇。主要分为文字考释、西周甲骨、商周铜器、东周铜器、简帛和战国文字等五个部分。其中包括《读清华简<保训>释文》《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视日、日书和叶书》等近年的作品。这些论文,有方法论方面的阐述,有释读古文字的专业论文,也有借助古文字的研究来解读相关的历史、文化、思想等。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鄬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诰钟、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目录

在发掘报告出版(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谦(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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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孫遗?{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孫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钟铭文考释》(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蒍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字,并指出“王孙遗巤”即《左传》中的“蒍艾獵”,“王孙诰”即“蒍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午的人。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酓章鍾。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注:李零《楚公逆鎛》。《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注:黄锡全《楚公逆鎛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注:曹锦炎《楚“公逆”鎛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酓章鎛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酓章鎛铭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注: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注: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刘彬徽(注: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黄锡全(注:《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伩印书馆1999。)、何琳仪(注: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書也”。“書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卹壶、陵君豆等铜器,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酓章戈、楚酓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三、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四、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二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槃(注:陈槃《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
”解》(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1968年10月。),陈槃《楚缯书疏证》(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

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注:《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国缯书研究》(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注:中华书局1986。)、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注:《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楚缯书疏证》到《楚帛书新证》(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
”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萬”、“兒”二字的读法》(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步”解》(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三 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之字》(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1998年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遣册简文字的考释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每考一字,皆穷究音义,详论名物,甚为精确,令人信服。《仰天湖简十二号考释》(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3。)、《包山楚简研究》(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注:《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信阳简中的“?{枳”》(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简中的袷衣》(注:《中国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发明,代表着遣策简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在文字考释方面,吉林大学师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林沄《包山楚简札记七则》(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注:《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注:《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简补释》(注:《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注:《中国典籍文化论丛、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字及其相关之字》(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

对于信阳竹书也有了新认识。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杨泽生《信阳楚简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注:《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创获。

九店楚简在发掘报告中只作了释文。刘乐贤(1996、1998)(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饶宗颐(注: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4期。)、陈松长(注: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江汉考古》1997年第四期。《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学学报》原拟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上海大学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李零(注:李零《读九店楚简〈日书〉》,《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又载《中国方术续考》附录,东方出版社2001。)、周凤五(注: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续有苴补。李家浩所作详细的释文与考释在2000年出版。由于这批竹简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继续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释出。

郭店楚简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发现楚简无可无比拟的。它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篇幅大多完整。《老子》与《缁衣》与典籍文献可以互相对照;《五行》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比较。一些过去不释或误解的字得到确解。有关郭店简研究的文章佳作纷呈,目不暇给。仅是从文字考释方面来看,北京有裘锡圭、李零、李家浩,李学勤、赵平安、黄锡全等;东北有林沄、汤余惠等;华东有何琳义、黄德宽、刘信芳、徐在国等;华南有刘钊、陈伟武、白于蓝等;华中有陈伟、彭浩、李天虹、施谢捷等;港台有饶宗颐、张光裕、周凤五、林素清、颜世铉、许学仁、袁国华等。他们都佳作频出,各有可观。对于郭店楚简文字的研究状况,另有专文综述。

综考楚简文字的论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刘乐贤《楚文字杂识》(注:刘乐贤《楚文字杂识》,《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斠议》(注: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议斠议》,《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再国《楚简文字拾零》(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楚简文字新释》(注:《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刘钊《释楚简中的“”字》(注:《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以及从“昆”之字》(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颜世铉《楚简文字补释》(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施谢捷《释楚简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注:《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虚发,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简的公布,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对二十一世纪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介绍暂且从略。

四、竹简文字编的编著

古文字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表现释字成果的著作。文字编不能是资料的简单排比,它必须及时反应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著者新见。古文字编专业性很强,它是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的学术著作。

二十世纪公布的竹简文字大都已被收入各种不同类型文字编中。古文字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批材料为对象“单编”,一类是以几批材料为对象的“汇编”。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都是原字剪贴,有字必收,下附辞例,甚便使用。这些字编成书很快,释字基本上以公布材料的释文为准。篇幅庞大,内地一般学者案头难备。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注:文物出版社,1996。)、《郭店楚简文字编》(注:文物出版社,2000。)简单明了,字形清晰。但释字或有疏误,白于蓝已有专文订正。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释字精审,多有创获,但未能公开出版,流布不广。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也可归入楚文字之列。全书摹释精确,体例完备,很好地补救了曾侯乙墓竹简照片模糊不清之弊。

汇编形式的字编常常是简、帛合编。葛英会、彭浩的《楚简帛文字编》(注:日本东京书店,1992。)成书较早,在日本出版,中国内地罕见,影响不大。滕壬生的《楚系简帛文字编》(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是重要的资料汇编。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资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尚未公布的出自湖北江陵天星观、秦家嘴、范家坡、砖瓦厂等六批竹简,在这里首次露面,这是本书的最大看点。二是收字丰富,下附辞例,甚便读者。三是摹写认真,字形基本可信。但此书对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充分,释字或有疏误。李零长文《读楚系简帛文字编》(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99。)对书中不足多有订正。

郭若愚的《战国楚简文字编》(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是仰天湖和信阳两批竹简的文字汇编。全书摹写很好。由于成书较早,限于种种条件,释字上没有突破。

文字编是基础工作,但如果对文字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堆砌材料,粗制滥造,不仅会大大降低其自身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而且使对这一类著作的信誉受到伤害,不可不慎。

从理论上探讨楚文字的构形、特点、流变等的论著不很丰富。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研究》(注:岳麓书杜,1997。)是这方面的力作。全书对楚文字的构形分析细致,凸现楚文字特点,对文字理论很有贡献。

四 楚国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的研究综述

古玺文字在战国竹简问世之前,算得上是战国文字的大宗。自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古玺文编》问世,就越发引人注目。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其分类修订》(注:《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古玺汇编〉校订》(注:《〈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把古玺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战国文字研究贡献十分突出。

对楚国玺印文字的考释,多散见于战国玺印文字丛考及在其它古文字考释中。专门讨论楚玺的论著并不很多,李学勤《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的江陵(注:《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梪”字与真山楚官玺》(注:《国学研究》第8卷。)、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楚国官印考释》(注:《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汤余惠《楚玺两考》(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郑超《楚国官玺考述》(注:《文物研究》第2期,1986。),刘钊《楚玺考释六篇》(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林清源《楚国官玺考释》(注:《中国文字》新22期,1997年。),肖毅《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注:《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何琳仪《楚官玺杂识》(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或考字形或考官制,各有所获。

在古玺研究的各种论著中,论及楚玺内容,考释楚玺文字的很多,有些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在此引述从略。

把楚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深入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楚玺材料不断增加,传世的、出土的续有面世;二是研究成果也有了较丰富的积累。我们期待着一部《楚玺研究》之类的著作早日问世。

楚国货币品类不是很多,货币文字数量也不很大。主要的论著有李家浩《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注:《考古》1973年第3期。)、骈宇骞《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79。)。陈剑《释“”》(注:《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2002。)楚国货币文字拓本集中收录在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中。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正》(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一文对其中释文错误详加考正。

楚国文字中虽然还有棺木烙印,马甲刻文,木剑墨书、陶文封泥,但都是只言片语,十分有限。对他们的研究很少专门论著,在此就不再详述。

五 楚文字的综合研究综述

第一篇把战国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予以专文论述的是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这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章把战国文字分为五系,分别论述,楚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楚文字综合研究的开端。战国文字发展到今天,已是古文字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战国古文字典》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皆为煌煌巨著,由此可见战国文字研究迅猛发展之一斑。这些战国文字综合性研究论著中,都有关于楚文字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在后二种大作中,楚文字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但是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并不很多。据介绍,台湾许学仁的硕士论文是《先秦楚文字研究》(注:另据有关文章的引文可知,台湾另有林清源《楚国文字构形研究》,东海大学博士论文,1997: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这是我们知道较早的楚文字专论,惜未见其稿。内地有些学者也开始一些探索。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注:《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陈松长《楚系文字与楚国风俗》(注:《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注:《古文字研究》第22期,2000。)等文或未能展开,或浅尝辄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

象曾宪通《楚文字释丛》(注:《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刘钊《释愠》(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综考楚文字的文章收获颇丰,而且愈见其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楚文字研究的深入,不仅楚国铜器、简帛等疑难字考释有所突破,而且也推进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研究。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注:《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据楚简中的“视”区别出金文、甲骨文中的“见”和“视”;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中的“娩”》(注: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释“”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代的职官“醓”》(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达”字两系说——兼释甲骨文所谓“途”和齐金文中所谓“造”字》(注:《中国文字》新27期,2001。)、刘钊《利用郭店楚简字形考释金文一例》(注:《古文字研究》第24期。)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楚文字的大量发现,为考释甲骨文和金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楚文字的深入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传抄古文和隶定古文的认识。黄锡全的《汗简注释》(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徐再国的《隶定古文疏证》(注:《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都引用了大量的楚文字材料。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尚待深入,有必要专门就战国楚文字与传钞古文、隶定古文作比较研究。八十年的楚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已公布的材料,尚有很宽广的研究余地,即将陆续公布的材料,研究范围更无法估量,楚文字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以为下列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对现有材料需要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字形的整理和研究,各批资料单独字编要继续做好,可见楚文字全貌的《楚文字编》也十分重要。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楚文字编》把楚文字各种载体上的文字综合整理,汇为一编。此稿经修订增补,即将出版。抛砖引玉,希望对楚文字研究有所补益。

二、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当汇聚整理成《楚文字诂林》,以便学者。

三、继续扩展楚文字的研究范围,以楚文字考释成果为契机,上探甲骨文、金文,下究传抄古文、隶定古文,互求互证,把古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注重与其它四系战国文字的比较,充分揭示楚文字的特点。

五、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及早弥补、充实楚文字理论研究这一薄弱环节。

六、及时公布新材料,促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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