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双方合作考古发掘

曾有学者说过,“东非是中国瓷器的仓储”。肯尼亚、索马里及坦桑尼亚沿海多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使东非沿海获得了“瓷器海岸”的美誉,也证明了中非两地交往的源远流长。位于肯尼亚东南部海滨的中肯合作陆上考古项目马林迪遗址点发掘区,刚出土了数十片中国宋元明三朝时期的瓷片,笔者近日来到这里进行采访。
  
  中国古代瓷器外销至东非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9世纪,随后这种贸易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遗址出土的9世纪长沙窑瓷器及后来的越窑、龙泉窑青瓷都足以证明这一点。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在马林迪附近登陆。从此,这里成为葡萄牙殖民者东进的基地,也成为此后东西方瓷器贸易的一个中转地和目的地,见证了中国古代以瓷器为主导的海上对外贸易的兴衰。
  
  在肯尼亚拉穆群岛流传着一则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一艘船在拉穆群岛外侧触礁沉没,船上的船员游到岛上,当地人帮助并接纳了他们。后来,他们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定居下来。现在,当地部分村民仍称自己是中国人后裔,更有人大胆猜测他们可能是郑和下西洋时期其部下的后裔。
  
  缘于这些文献与传说,根据2005年中肯签订的合作考古协议,在中国商务部全资资助下,中肯合作考古项目于今年8月在肯尼亚马林迪市及周边地区开始实施,以寻找最早的马林迪城所在地,并探讨历史上马林迪王国与中国的关系。
  
  根据考古计划,由中国北京大学派出的9人考古队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出的6人考古队组成了中肯联合陆上考古队,分3次对马林迪地区的曼布鲁伊遗址、卡蒂布清真寺遗址和马林迪老城3个遗址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本次考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介绍说,截至本月16日,本次考古工作已开挖探方、探沟35个,实际发掘面积接近600平方米,发掘工作已清理出一批有研究价值的古代遗存,出土遗物最早为9世纪,而对古代马林迪城有最早记载的中国文献目前就可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唐代。
  
  笔者在曼布鲁伊遗址考古现场看到有十几个探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地中心位置的几座柱墓。所谓柱墓,就是拱形墓穴的两端建有高低不等的石柱,墓柱为圆柱形,柱体部分镶嵌一圈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装饰物。曼布鲁伊遗址的墓柱上还保存有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和明代初年的龙泉窑青瓷。
  
  秦大树教授说,从墓柱上现存的43块瓷片的纹饰、色泽可以判定,这些是万历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而柱顶处镶嵌的则为一件元代到明初时期的龙泉窑青瓷大罐,在遗址附近的探方中还出土了数十件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和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瓷瓷片。
  
  据史料记载,中东和东非地区,在14、15世纪以后非常流行用中国瓷器装饰坟墓,曼布鲁伊柱墓区是目前发现的东非地区唯一一处采用中国瓷片作装饰的例证,可谓中非交流的一处标志性遗址。
  
  在这次发掘中,曼布鲁伊考古区还出土了中国明代“永乐通宝”钱币一枚,还有大量的玻璃珠、伊斯兰陶器、贝壳类饰品、铁器、骨器等种类丰富的文物,直接印证了这里曾是古代一处重要的大型聚居地遗址。考古队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马林迪王国所在地。
  
  今年11月将于拉穆群岛进行中肯合作水下考古项目,目标是打捞传说中的郑和下西洋时期在该群岛附近海域沉没的船只。秦大树认为,如果能找到郑和率领的船队中的沉船,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本次中肯合作考古是中国考古学者首次由中国政府出资到境外进行考古发掘。在考古期间,由于许多探方分布在海滩沙地上,中肯双方人员因地制宜,采取了许多新方法,这些灵感碰撞对于双方加强考古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发布时间: 2018/9/5 0:11:19 被阅览数: 次
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演讲人:秦大树演讲地点:四川省图书馆演讲时间:2018年7月
肯尼亚地处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献对这里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东非地区是西方列强东进的重要基地,在环球贸易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作为东方瓷器参与环球贸易的一个中转地点和目的地,见证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风风雨雨。
历史上,包括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肯尼亚及东非地区的交往是存在的。在肯尼亚的几处遗址中,均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的中国瓷器。对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和研究,既是其历史地位的必然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中国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海外,并让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机遇。
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概况
按照项目要求,北京大学调研小组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间赴肯尼亚开展第一次调研工作,后又在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两次前往肯尼亚,对肯尼亚沿海地区部分以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考古学调研。由于肯尼亚对以往发掘出土的资料保存较好,成为我们开展调研工作的基础,整理的资料来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地点:蒙巴萨市耶稣堡博物馆(FortJesus)及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的库房;拉穆岛拉穆城堡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
三个年度我们共调研和整理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希里遗址,有蒙巴萨市耶稣堡(FortJesus)遗址,马林迪市格迪古城遗迹,另有拉穆岛拉穆镇遗址、帕泰岛帕泰遗址、曼达岛曼达遗址、姆纳瑞尼、马林迪老城(Malindioldtown)、蒙巴萨老城(MombasaOldTown)、拉穆岛希拉、基里菲等遗址,此外,还调研了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拉姆博物馆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3个博物馆中收藏的出土地点不明的中国瓷器。共整理古代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9552件,及日本、欧洲瓷器55件。另外,北京大学考古队对曼布鲁伊等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1060件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共计10607件,拍摄照片近20000张,绘制线图1200余张。
调研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调研人员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对各遗址出土的瓷器进行鉴定,确定出土瓷片的时代和产地。因此,调研人员尽量集中了各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并在调研中对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与在国内收集的瓷器资料库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同时有多位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出土瓷器的鉴定还辅以科技手段,北京大学崔剑峰副教授两次到肯尼亚对部分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现场测试,主要对样品釉面进行分析,共获得可以用于统计的10个元素数据,包括Zr、Sr、Rb、Th、Fe、Mn、Ti、Sc、Ca、K等。对于部分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耶稣堡博物馆展陈的青花瓷器又进行了釉下彩的成分分析,以判别其所用釉下彩料的来源或时代,共提取数据一千余项。
对于肯尼亚沿海地区我们调查的37个遗址每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我们都作为一个个案单位来对待,在鉴定了产地和时代后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最后,再将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所有中国瓷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瓷器输往东非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阶段性和特点,从而对古代瓷器的外销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
肯尼亚沿海出土中国瓷器反映的阶段性历史
以肯尼亚沿海地区为代表的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区,在古代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圈以及后来的环球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此地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进行研究,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整体情况的兴衰变迁。
从我们在肯尼亚调查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大体可以看到中国瓷器输入东非地区乃至环印度洋地区有几个高峰时期:
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
东非地区是中世纪以来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或者称为端点。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公元9世纪长沙窑瓷器、公元9到10世纪的越窑瓷器、广东产青瓷器和部分北方地区的白瓷及早期安徽繁昌窑的白瓷器,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
早期的中国外销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岛地区(Lamuarchipelago),在拉穆群岛帕泰岛(Pateisland)的上加遗址和曼达岛上曼达遗址中都发现了公元9世纪的长沙窑瓷片。
早期的资料以上加遗址为重点。上加遗址位于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为一处存在于8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的斯瓦希里聚落遗址。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360片以上,瓷器类别有碗、盘、折沿盘、板沿盘、瓶、罐、执壶、盏、洗等。釉色品种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生产地有长沙窑、越窑、定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窑、广东窑,时代从公元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由于发掘距今已有较长时间,资料已有所散失,我们收集并调研的材料有335片。我们调研发现的公元9—10世纪的长沙窑瓷片共计19片,其中17片为晚唐时期的产品,只有两片为五代时期的产品。遗址中出土的越窑瓷器共计36件,其中属于公元9—10世纪的19件,这19件当中只有2—3件是公元9世纪的,其余均为公元10世纪的产品。从其他地区发现的资料看,公元9世纪最主要的输出品是长沙窑瓷器,而到了公元10世纪时长沙窑已衰落,基本退出了外销的行列,被此时盛烧的越窑所取代,这一点在东南亚发现的一些沉船中也可以观察到,肯尼亚的发现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肯尼亚当地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和各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都表明: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阶段迅速达到第一个高峰。不过在早期阶段,中国瓷器的输入大体上是通过转口贸易输入的。与此后的各阶段相比,公元9—10世纪在肯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从发现的地点和数量看都还比较少。从技术上及规模上,当时可能还达不到直接贸易的程度。
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自公元9世纪开始,基本上是相延不断的。2010年,北京大学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考古队第一次对位于肯尼亚马林迪以北11公里的曼布鲁伊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公元11世纪以降的文化层。发掘出土了一些当地生产的陶器,据肯方学者鉴定,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1世纪,这次发掘发现了中国瓷片229件,其中南宋时期的标本凤毛麟角,属于公元12世纪的中国瓷片只有一两片。从这种现象可以推断,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公元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进行,但是总体上讲,这个阶段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
这很可能与当时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发生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这是我们研究外销陶瓷阶段性的一个新问题,也应在环印度洋的其他遗址调查中予以关注。
南宋末期到明代初年(公元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
从南宋后期开始,东非发现的中国瓷器再次进入了大规模的增长时期,尤其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
器物的品种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少量的景德镇产青白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器及青白瓷产品,也有少量景德镇产的精美元青花和釉里红产品。我们的调查表明,肯尼亚的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中国器物还较少,在总数9552件当中只有71件,占0.7%;到元代中期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出现大幅增加,总计658件,占6.9%;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或许带有官方贸易的性质。
一般认为,历史上蒙古人第三次西征中建立的伊尔汗国与中央大汗基于血缘关系,可能形成了二者之间密切的海上交通,从而掀起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又一次高峰。
我们以肯尼亚马林迪市附近着名的格迪古城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数字,来看元代到明初中国瓷器销往非洲的情况:
格迪古城位于肯尼亚沿海地区中部马林迪市西南约15公里处,其兴建于公元12或13世纪,逐渐成为一个有3000左右人口的繁荣的聚落,到公元16世纪末期这个聚落突然消亡了,格迪古城的突然废弃也成为一桩悬案,至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格迪古城却被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对古城发掘出土的全部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共计调查中国古代瓷器1257件。
从产地看,在古城总计1257件出土中国瓷器标本中,景德镇窑瓷器469件,占总数的37.31%;龙泉窑瓷器737件,占总数的58.63%;福建窑口瓷器30件,占总数的2.38%;广东窑口瓷器14件,占总数的1.1%;磁州窑瓷器1件,占总数的0.07%;不明窑口瓷器6件,占总数的0.47%。
从时代看,除去6件不明窑口和时代的瓷片,在总计1251件调查的可断代的瓷器中,南宋瓷器共计2件,均为景德镇窑青白瓷,占总数0.16%。元代瓷器共计289件,占总数的23.1%。其中福建窑口瓷器30件,占该期瓷器总数的10.38%;龙泉窑瓷器256件,占该期总数的88.58%;广东窑口瓷器两件,占该期总数的0.69%,磁州窑瓷器1件,占该期总数的0.35%。可见元代的输出品主要是龙泉窑瓷器。
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公元1333—1402年),总计调查217片,占总数的17.35%。其中龙泉窑瓷器182件,占该期总数的83.87%,景德镇窑瓷器35件,占总数的16.13%。
明代早期瓷器(洪武到宣德,公元1368—1435年)共计292件,占总数的23.34%。其中景德镇窑明代洪武到天顺时期瓷器两件,占该期总数的0.68%;龙泉窑明代早期瓷器290件,占明初瓷器总数的99.32%。
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地区的瓷器,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不同,那里大量发现的是福建地区产品,这里相对少见;但是龙泉窑瓷器的数量很多,既有较粗的产品,也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包括明代初年的官用龙泉瓷。这似乎与郑和船队的到达有关。
许多西方学者和肯尼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真正到达肯尼亚是在郑和第五次航海时。而我们现在看到,在元代到明初时期,东非的中国瓷器贸易是一种广泛而大量的输入,很难证明当时没有直接的贸易。事实上,元代着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曾经亲自到达过东非地区。
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公元1465—1521年)
明初的外销高峰大体止于宣德(公元1426—1435年)后期,从这时开始,明政府停止了航海活动,进而推行海禁政策,因此,从宣德后期到成化前期(约公元1430—1470年),在海外仅发现了极少量的中国瓷器。但从明中期开始,中国瓷器在格迪古城和北京大学考古队发掘的曼布鲁伊遗址中有一个突然增加的现象,并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格迪古城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显示,明代中期的瓷器共100件,约占总数的7.99%。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占了绝对多数,共计90片,占该期总数的90%;龙泉窑瓷器4件,占该期总数的4%;广东窑口瓷器6件,占该期总数的6%。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到明代中期时,景德镇瓷器已取代龙泉窑,成为最重要的外销瓷品种,此时龙泉窑还有零星的外销,但这已是肯尼亚出土的最晚的龙泉窑瓷器,此后就绝迹了。
到了明代成化(公元1465—1487年)后期,中国瓷器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很快达到较大的规模,这应该是受到当时明朝境内某些因素的影响,如货币的银本位化而导致的银荒,明代生产中商品化程度的发展,使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等。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强烈的体现,属于贸易体系的整体表现,并非东非地区特有现象。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OttomanEmpire)于公元1453年至1683年间进入了其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它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建立了发达顺畅的贸易路线。再加之当时中国沿海地区走私贸易环境日益发展,最终促成了明中期这一高峰的出现。
明代后期嘉靖、万历时期到清代前期康熙中期(公元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大航海时期出现的国际贸易体系,特别是环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外销瓷器。其中又以明万历时期(公元1573-1619年)和清康熙时期(公元1662-1723年)为高峰期。我们在肯尼亚整理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种类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窑青花瓷,景德镇生产的一些精品瓷器以及一些广东产的大罐等,还有少量的德化窑、广彩瓷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还有一些日本瓷器,当时是当作中国瓷器输入的。
公元1498年1月,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1498年4月,葡萄牙人登陆马林迪。在整个16世纪,马林迪人和葡萄牙人始终保持合作关系。马林迪城成为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以北地区的活动中心。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人控制了整个东非海岸。
在我们调查的肯尼亚出土的9552件瓷器中,明朝嘉靖到天启时期的共有542件,占总数的5.7%,与元代近百年的数量略同。而在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明后期(嘉靖到天启,公元1522—1627年)瓷器351件,占总数的28.06%。景德镇窑瓷器345件,占该期总数的98.29%;广东窑口瓷器6件,占该期总数的1.71%。在345件景德镇瓷器中,嘉靖时期的共97件,占28.1%;万历时期的共241件,占69.86%;天启时期的7件,占2%,足见明朝万历时期是葡萄牙人控制的环球贸易的高峰时期。尽管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就来到中国,但明政府拒绝他们登陆,所以他们在沿海地区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走私贸易,在东非较少发现这时期的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并未完成大规模环球贸易的开通。公元16世纪后半叶(嘉靖后期到万历年间),东非地区较多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已经全面控制了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这为我们了解葡萄牙人所开展的环球贸易的阶段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
清朝康熙年间是东非地区中国瓷器的又一个外销高峰,这时的葡萄牙人已经被挤出贸易的主流,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到欧洲的贸易,并在清朝康熙年间达到高峰。这与公元1652年荷兰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密切相关。这期间中国瓷器输出的规模大、数量多,产品主要是当地使用的日用瓷器,这种情况可以从在南非发现的中国瓷器的情况看出。而葡萄牙人控制的肯尼亚发现的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较多,与这一时期总的瓷器输出的大环境相关,表明葡萄牙人依然从事少量的瓷器贸易活动。但在肯尼亚发现的清朝康熙时期瓷器,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那种较精美的景德镇瓷器,而是比较普通的景德镇民窑瓷器。这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可能与景德镇的某些特定的制瓷作坊有着固定贸易关系,而这些作坊在产品质量上比其他作坊更为精致。
公元1698年,葡萄牙人被阿曼苏丹国彻底赶出了东部非洲。东非沿海地区在印度洋上的中转站地位丧失,尽管当地还有一些清中期景德镇瓷器出土,晚清时期也有一些,但数量上已经不能与康熙时期同日而语了。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贸易的历史
通过对肯尼亚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的调查,我们可以就以下几个问题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瓷器外销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历史。
关于明初中国瓷器输出的间隔期
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朝人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MingGap”这个词,也就是明初瓷器输出间隔期。
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Roxanna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定了“MingGap”的存在。她通过梳理东南亚水域发现的15艘沉船出水的瓷器,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在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间中国外销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二是公元1352年至1487年的一百余年中没有外销的中国青花瓷。布朗博士的观点在学界迅速引起反响,“Ming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明朝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
我们看到,元末到明初青花瓷器很少的现象在东非沿海地区部分得到了印证。然而,布朗博士主要基于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沉船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毕竟水下考古所发现的资料很难做到连续性,如果真正想得出中国瓷器按时代输出的规模,对有连续堆积的古代贸易遗址的考古发掘,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调查表明,在元末到明朝洪武时期(即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间),外销瓷器在考古上的缺环,仅仅是因为目前发现的沉船资料不能覆盖这一时期,但是在陆地上的发现,足以弥补这一缺环。
首先,通过前述的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期(公元1333—1435年),我们调查的格迪古城出土的可判定时代和产地的1251件中国瓷器中,有509件属于这个时期,占了总数的40.69%,可见,这个时期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不仅不是一个空缺的时期,而且是持续大规模地运抵肯尼亚。“在1325年至1380年之间外销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这一观点并不能成立。此外,布朗博士所提到的从元末到弘治时期(即1352—1487年)没有青花瓷的出口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这期间肯尼亚沿海不仅发现了众多这时期的龙泉窑瓷器,而且也有元代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和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
其次,在格迪古城出土的属于元末明初的509件中国瓷器中,有472件是龙泉窑瓷器,占出土中国瓷器的92.73%。这可以说明,这时龙泉窑的外销规模远远大于景德镇。所谓“MingGap”的问题,实际上与对龙泉窑瓷器的认知有关,明初所谓中国瓷器外销的缺环,实际上是因为学界过去把大量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断代为元代,因此才有这样的缺环的认识。实际情况是,明初中国瓷器的外销规模并不小,仍以龙泉窑瓷器为主。
进一步说,在检讨了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后,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所得出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为新的贸易高峰期的结论,与此时期考古材料零星发现的情况并不相符。因此,这也引起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认识和当时实际贸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质疑。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人们逐渐发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段内,中国瓷器的外销其实并不稀少,龙泉窑瓷器在外销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地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甚至是南宋,从而混淆了事实。其实如果能够正确地识别元代与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再辅以统计分析,则可让我们得出结论:明代初期仍然延续着元代以来中国瓷器外销的高峰。郑和航海是与经贸活动相伴随的。
明初龙泉窑的输出带有官方色彩
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龙泉市大窑枫洞岩窑址,确认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明初生产御用瓷器的地点,使我们对明初用于贡御的官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些器物制作精工,胎体厚重规整,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匀净光润。特别是底部支烧所形成的刮圈非常规整,与一般民用器物有明显区别。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识别出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一些明初龙泉窑瓷器为官器。如在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刻花折枝莲纹盘,伊沙卡尼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碗,格迪古城遗址出土的青釉印花团花纹碗,上加遗址和曼布鲁伊遗址也出土了官器的残片。
我们曾经对明初龙泉生产的官用青瓷做过一些调研,发现即便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其他一些王侯墓葬中,也几乎不出土这类龙泉官器,这证明了其供宫廷使用的专一性质。而在海外的一些重要遗址中,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中,收藏有相当数量的这类瓷器。这似乎说明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曾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其中的官用瓷器则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出口的。由于这类器物是由政府下样,而且记载龙泉贡御的文献又在《大明会典》的工部条下,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龙泉生产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的、可能用于官方活动和赏赐的器物。明永乐时期龙泉官器中特别流行的大盘子,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为了郑和航海制造的,在航海活动中用于赏赐所到之处的各地统治者。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发现又反证了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到达过肯尼亚沿海地区。以往有中国学者通过研究《郑和航海图》中所绘出的东非地区的14个地点,指出可能有7处是其实际登陆的地点,而其中标注为“慢八撤”的地点应该就是今天的曼布鲁伊。恰好我们在曼布鲁伊遗址的发掘中还出土了一片永乐时期的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片和一枚“永乐通宝”铜钱。诸多考古资料相结合,成为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肯尼亚,其中一个登陆地点就是曼布鲁伊的有力证据。
来源:光明网 编辑:秋痕

来源:人民日报
 
中肯两国考古工作者在曼布鲁伊发掘现场并肩工作。北京大学考古队提供
明永乐十二年,郑和率领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第四次远航西洋。史载,此行船队到达了今天东非海岸肯尼亚的拉穆群岛等地。

    
    来源:新浪
文章来源:中国建材网 www.bmlink.com

 
2010年7月至9月,“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中的陆上考古发掘团队对肯尼亚共和国马林迪市周边地区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以探寻郑和下西洋的遗迹为缘起的发掘,是马林迪沿海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考古工作,发现的古代遗存丰富而多样。马林迪老城是古代中非交流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这次发掘为研究古代中非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证据,也为研究马林迪王国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本刊特邀肯尼亚考古队成员为读者讲述这次考古的精彩故事。


2010年7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第一支中国考古队抵达肯尼亚,由此拉开了中肯考古专家携手发掘历史遗存、探寻郑和遗迹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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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故事 再续新篇

 

这次中肯联合考古缘起于郑和下西洋中的基因故事。早在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出版了郑和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书中叙述了她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位黑人自称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幸存者的后裔。此后,有外国记者大胆推测: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后裔,这神奇的血脉相连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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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举行签字仪式,对肯尼亚拉穆群岛等地的水下及陆地文化遗存进行为期3
年的联合考察发掘,该项目是根据2005年12月和2007年4月中肯两国政府的相关协议确定的,它开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走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如果我们想要认识自己,也许最好的方式并非苦思冥想,而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观察自己的过往。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我们便不能只是自言自语,沟通和交流从不可少。如果让我来总结肯尼亚考古的真正动因和最终意义,无论具体到对个人的影响,还是延展到这场关乎中华文化的研究,我或许都要归结于:走出自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再重新回到自我,从而认识自我。我愿意相信这是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内心的隐秘愿望,也是600年后,我们奔赴肯尼亚开展一场探寻先人足迹的真实理由。

2010年盛夏,当中国考古队抵达肯尼亚蒙巴萨机场时,前来迎接的肯尼亚同行所表现出的热情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动容。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海滨考古部主任奇里亚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地说:“美国人来找我们合作,我们拒绝了;英国人来找我们做论文,我们也拒绝了;肯尼亚人就愿意与他们热爱和热爱他们的中国人合作!”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出了堪称最强大的学术阵容与中国考古队合作。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考古队员每天都能看到肯尼亚同行热情的笑脸,听到他们真诚的问候。

探寻郑和的遗迹

到肯尼亚不久正赶上伊斯兰教的斋月,但是专为中国考古队服务的非洲厨师还是把晚餐搞得像模像样:开胃菜,主菜,餐后水果,然后是茶和咖啡。而中国考古队对肯尼亚当地宗教习惯的尊重,也赢得了当地人的称赞。由于中国考古队的到来为当地人创造了不少短期的就业机会,当地人对中国人自然怀有感激之情,常有小朋友送来椰果、小工艺品,有一次竟送来一大块青花瓷碗底儿,比考古队挖到的所有青花瓷片都大。

   
考古队初到肯尼亚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沿海考古部的分馆长告诉我们,按照伊斯兰教义,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夫人,分馆长本人就有三个夫人,于是他在致词中说,郑和的第一个夫人在中国,第二个夫人就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市,希望这次来到肯尼亚考古的中国同行们都能在肯尼亚找到第二个夫人,就像郑和一样!

中国考古队驻地距考古工地较远,肯尼亚朋友特意找来了两辆改装的丰田汽车供中国专家出行。每当车子行驶到驻地附近的村庄时,村里的孩子们便会高喊“ciao
ciao”(意大利语“你好”),原来此前来这里度假的多为意大利人。而当中国考古队员们快要回国时,孩子们已学会用汉语地高喊“你好、你好”了。

   
肯尼亚考古之行的缘起确实和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有关,早在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Louise
Levathes)出版了她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书中叙述了作者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自称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附近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中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经过调查后,在《纽约时报》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这神奇的血脉相连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同发掘 揭开谜团

   
中国记者在21世纪初开始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2004年12月,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在考察拉穆群岛途中,专门会见了居住在西游村的所谓“中国人”中唯一走出帕泰岛、到外面读书的女孩谢里夫(Mwamaka
Sharifu)。在郑和航海600周年的2005年,这个故事掀起了高潮。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江苏太仓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邀请了谢里夫和马林迪市市长参加了大会。恰逢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濒海考古部也提出希望与中国合作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于是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张崴、秦大树、阎亚林组成的专家组前往肯尼亚,于2005年7月21日到30日对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部分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察。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主任齐里亚马(Herman
O.
Kiriama)全程陪同。专家组根据这次调查,基本确定了在肯尼亚进行考古研究的工作方向。

这次中国考古队赴肯尼亚发掘的主要目标,一是希望找到古代中非交流的物质文化证据,二是希望找到马林迪老城遗迹。因为根据文献记载,马林迪老城是古代与中国交往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

   
2006年10月至11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考察团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了部分实地勘测工作和试探性的研究。除了再次对发掘地点是选在上加还是马林迪进行评估,考察团还实地研究了拉穆群岛的上加遗址、塔那河流域的乌加纳(Ungwana)遗址和姆瓦纳(Mwana)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登记卡片、绘图和照相。另外,考察团还对曼达(Manda)遗址和帕泰(Pate)遗址出土的部分中国瓷器进行了整理。根据这次勘测和试探性研究,专家组编定了在肯尼亚开展陆上联合考古发掘和合作研究肯尼亚沿海地区已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的工作计划。2007年4月24日,中国政府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了“中肯合作在拉穆群岛开展合作考古项目”的换文。经过三年的筹备,这一酝酿已久的肯尼亚考古行动终于得以在今年7月成行。我们是否与郑和有缘,能否找到他身后的遗物和传说呢?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在心里画着问号。

根据文献分析,中肯专家一致认为,曼布鲁伊很有可能是古代的马林迪所在地,而曼布鲁伊的古代墓地留存有一处著名的圆形墓柱,上面镶嵌有400年前的中国瓷碗。不出所料,就在这一地区考古队发现了一枚“永乐通宝”钱币。这枚铸造于1403—1424年之间的钱币,很可能是明成祖的官方使团带来的。除了这枚钱币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中国瓷片,种类包括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等,肯尼亚学者还挖到了一件刻有凸起双鱼纹的青瓷大碗残片,年代可推断到南宋时期。

肯尼亚发掘纪实

此外,在曼布鲁伊发现的古代房屋基址、冶铸作坊及窑炉、卫生设施、灰坑等古代遗迹,将该地区的年代至少追溯到公元11—12世纪。曼布鲁伊这个地点从各个角度都表明了它很可能是14—16世纪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人口聚集地,也是见证这一时期中国与东非地区密切交往的地区。

   
这次赴肯尼亚发掘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希望能够找到古代中非直接交流的物质文化证据,而另一个目标则是希望能够找到马林迪老城,因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马林迪老城是中国与肯尼亚的交往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新唐书》、《岛夷志略》、《明史》、《郑和航海图》等文献在论及海外诸国时,均有提及“马林迪”的谐音地名。因此我们在马林迪市及其附近的曼布鲁依村选取了四个地点进行发掘,这四个地点分别是马林迪市内的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区(简称卡区)、曼布鲁依柱墓区(曼A区)、曼布鲁依滨海区(曼B区)、曼布鲁依清真寺区(曼C区,该区紧邻曼布鲁依村的QUBBA清真寺)。

这次由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学者主导,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合作的考古发掘,是迄今马林迪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行动,发现的古代遗存丰富多样,为马林迪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甚至颠覆了肯尼亚学者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另一方面,所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和相关文物,也为研究古代中非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物证,而本地文物和其他地区文物的发现,则对于我们分析古代印度洋贸易中中国商品的贸易地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对印度洋贸易结构的研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都具有积极意义。肯尼亚学者乃至政府亦因为此次发掘而有重大收获,他们将重新审视肯尼亚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

   
曼A区在最初选取地点的过程中就被中方考古队和当地学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选择这一地点进行发掘,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古代文献记载,郑和曾与马林迪的苏丹见面(中文文献记载郑和到达过马林迪),并提到马林迪位于河口。然而根据秦大树教授和齐里亚马的分析,现代所见的河口并非在马林迪,而是在曼布鲁伊。此外,曼布鲁伊的古代墓地存有一处著名的圆形墓柱,上面镶嵌有400年前的中国瓷碗,这或许正暗示着这一地区与东方存在已久的关联。我最初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在曼A区,并且在我负责的探方里发现了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全工地唯一的“永乐通宝”铜钱就是被我不经意间挖到的。这枚“永乐通宝”铸造于1403—1424年间,很有可能是明成祖的官方使团带来的,是皇家使者赠送的礼物。除了这枚钱币以外,曼布鲁依A区还出土了大量中国瓷片,种类包括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等等,肯尼亚学者马出拉(Mchulla)就挖到了一件十分精美的刻有凸起双鱼纹的青瓷大碗残片,时代可以推断到南宋。这一发现令人非常兴奋。而曼A区所发现的遗迹也大大超出想象,不仅发现了房屋遗迹,甚至还发现了熔铁窑炉,这在当地的考古工作中称得上绝无仅有。

这次考古发掘还进一步推动了中肯双方考古理论方法技术的交流。世所公认,中国考古学在处理土质遗迹的田野考古技术独步天下,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才使得马林迪王国的神秘面纱得以逐步揭开,郑和等航海前辈所曾见到的沿海王国的辉煌才得以逐渐呈现。

   
卡提布清真寺位于马林迪市内的一个海滩度假村里,通往城里的公路是我国帮助修筑的,十分平整,两旁则是热带稀树草原,疏疏落落,仿佛非洲人的头发。打开车窗,海风习习,景色宜人。在卡提布区我运气更好,总能挖到遗物,而我的师兄戴柔星则是不断挖到遗迹。挖到遗物和挖到遗迹的区别在于:挖到遗物登记就可以了,整理的时候才会挑选重要遗物画图;而挖到遗迹必须现场画图,因为结束发掘之后,就会将发掘地点进行保护性回填,如果不重新发掘,遗迹就很难再现。画图是提取遗址信息的必要工作。而师兄发现的遗迹还不是一般的灰坑或者墓葬,而是错综复杂的墙。他一连挖到了两道不同时期的珊瑚石墙墙基遗迹和一个柱础,被我戏称为“墙王之王”。戴柔星是新加坡人,秉承新加坡人一贯一丝不苟的精神,画遗迹图极为细致,细致到一个柱础画了三天,丝毫毕现。

向东看 冀望明天

   
曼B区并无特别的发现,而曼C区的发现却颇为有趣,我们本以为是挖到了从前的水井,后来肯尼亚学者来看了以后立刻说:这就是斯瓦西里文化里的厕所!中方考古队成员拿出一滩绿色的物质来说,难道这就是粪便吗?齐里亚马小心翼翼地取了样本,说:“这很重要,要拿去内罗毕化验!”粪便的发现对于分析古代人类的饮食结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厕所的发现显然激起了肯尼亚学者极大的热情,在以后我们每次出去参观其他遗址时,他们都会故作神秘地带着我们走到一个貌似水井的地方前,然后兴奋地说:看!这就是你们发现的厕所!

中国考古队与肯尼亚共同进行的考古活动受到当地及国外媒体高度关注,肯尼亚国家电视网、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媒体都做了大量报道。BBC在《一枚钱币,改写中非历史》的报道中强调,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有可能颠覆我们从前对东非历史的认识,更能引发东非对当代中国角色的再思考。

重现遗失的历史图卷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奇里亚玛博士指出,“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待东非有着与欧洲人迥异的态度”,“他们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前来,表明他们对我们平等相待,也表明肯尼亚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已与外界有了紧密的联系,是一支活跃的海上力量,这对肯尼亚在思考今天与东方的联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与东非有着比欧洲人更为古老的贸易联系,当今中国对非贸易的发展实际上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很久之前,东非海岸始终是向东方而非向西方看的,如今,这些发现给了政治家们更充足的理由去坚持:‘让我们向东看’,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如此”。

   
9月10日前后,随着曼A区回填工作的完成,本年度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总体来看,确实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在曼布鲁伊的三个小区,发现了房屋基址、冶铸作坊(可能是一个熔铸铁器的作坊)及厕所9座、窑炉及灶7座、卫生设施2处、灰坑8个;出土了大量当地产陶片,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残片,其中有明清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片和龙泉窑青瓷片,最早的可达北宋时期;还出土了中国明代“永乐通宝”钱币一枚,此外还有大量的玻璃珠、伊斯兰陶器、贝壳类饰品、铁器、骨器等丰富的遗物。从9月初开始,一部分完成田野挖掘的考古队员们就转入了室内整理,通过对出土遗迹和遗物的初步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曼布鲁依村在早期阶段非常丰富的遗存证明此地在16世纪以前是一处人类活动频繁的居住区,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的中心部位。

中肯联合考古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朵中非合作领域绽放的奇葩,更让人们对中非友好交流的未来充满期待。

   
总体上说,曼布鲁伊地区的发现极为激动人心,根据曼A区的发掘可以断定,这处聚落的时代至少可以早到11-12世纪,而古代的马林迪王国正好分为两个阶段,8—9世纪的马林迪王国是由当地土人建立的,后被外部势力所消灭;10世纪以后的马林迪王国是由阿拉伯人和当地人共同建立的。此地很有可能是后期马林迪的聚落所在地。C区的发掘证明,QUBBA清真寺的建立可以上溯到14世纪,15世纪初期是其兴盛时期。而据西方文献记载,郑和来到东非的一个地点登陆时,就遥望见一座巍峨的清真寺。曼布鲁伊这个地点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很可能是14-16世纪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个较大聚落,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与东非地区的密切交往。这些发现使该地区的历史上溯到了更早的时期,对此肯尼亚学者非常兴奋,也非常重视,他们已经明确表示要将这处遗址保护下来,建成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展示。

肯尼亚的考古还在继续,结束的仅仅是一个精彩开篇,而遗失的历史画卷正缓缓展开……

   
卡提布清真寺区在发掘之初即被认为是马林迪市周边地区的一个早期聚落遗址,是寻找早期马林迪城的地点之一,而在该区的发现主要归功于戴柔星发现的墙基。这两道墙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道墙基及柱础与卡提布清真寺的地上遗迹大体同时,为复原这座古老的清真寺的完整建制提供了资料;另外的一座墙基则明显早于清真寺,发现的部分环绕现存清真寺的东西北三面,南面也发现了墙基的迹象,但被现存清真寺序所迭压,两道墙基的建筑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别。据推测,这应该是一处面积稍大于现存卡提布清真寺的一个早期清真寺的基址,早期墙基的地层中出土了元代到明初的福建德化窑瓷器,为墙基的时代判断提供了依据。从这些发现的遗迹可以看出,在14世纪时这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这为研究马林迪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次由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学者主导,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合作展开的考古发掘,是迄今马林迪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工作,发现的古代遗存丰富多样,为马林迪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甚至颠覆了肯尼亚学者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另一方面,该地所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和相关文物,也为研究古代中非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证据,而该地文物和其他地区文物的发现,则对于我们分析古代印度洋贸易中中国商品的贸易地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对印度洋贸易结构的研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而肯尼亚学者乃至政府亦因此而重新审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外交关系。

   
这次考古发掘还进一步推动了中肯双方考古理论方法技术的交流。世所公认的是,中国考古学界在处理土质遗迹的田野考古技术方面独步天下,而由于考古方法与技术的限制,肯尼亚当地学者从前开展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往往只局限在几平方米,并按照他们惯常所接受的西方传统考古技术进行发掘,面积和技术的局限也使其难以发现土质遗存。本年度的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500平米以上,上文提及的本年度发现的大量房屋基址,实质上均属于土质遗存。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才使得马林迪王国的神秘面纱得以逐步揭开,郑和以及其他航海前辈曾经见到的沿海王国的辉煌才得以逐渐呈现。今年的发掘,为我们明年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确定了目标和方向。

   
在肯尼亚学习、工作、生活的两个月中,我们尝试融入当地文化,体悟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东非是一个临海之地,自古以来,与外界的交流就十分频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叠加,从而形成了今日的面貌,中国的影响只是众多文化河流中的一支。复杂斑驳的历史面目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或许只有跳出了自身的文化环境,才能够对自身文化的地位与影响有更深切客观的认识,或许只有通过与他者文化的对比和交流,才能够更清醒地理解自身文化。这次考古发掘,无疑使得谜团中的历史渐渐清晰,而合作项目的开展、更多交流证据的发现,也无疑增进着两国的感情,丰富着彼此的文化。简短的记录,并不能尽述层层相套的历史,肯尼亚的考古还将继续,此次结束的也许仅仅是一个精彩的开篇,而遗失的历史之卷正缓缓重新展开。

丁雨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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