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2012年清史研究评述

原标题:邱志红: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专题:边疆危机、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从研究的时间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学术成就巨大,而第二个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在国家撰修大清史的引领带动下,2012
年的清史研究延续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气象,不仅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在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城市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渐趋成熟。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呈现繁荣景象。各子学科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突破。晚清史研究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若干新史料的出现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热潮;革命史与民国史的学科壁垒正被打破,出现了贯通研究的趋向;社会史继续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无遗漏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外关系史中的不平等条约研究与战时外交研究,成果丰富且有所创新。此外,经济史、思想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均有若干学术亮点,新兴的台湾史研究也展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

欢迎关注近现代史前沿公号

关键词:中外关系 边疆危机 甲午战争 外交制度 外交机构

一、学术会议与重要著作

一、史学理论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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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1 年辛亥革命纪念带来的研究热潮,2012
年以“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为契机,对清以来的国族构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2
年6
月召开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也举行了“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学术研讨会,从外交的角度讨论了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化问题。以民族、国族、国家认同作为讨论主题,以“他者”和“边界”的学术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的学术会议,还有湖南师范大学的“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边界中国:
现代性与可持续性”研讨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会议主题是将近代中国置于东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东亚共生——建构共同的历史认识”中日联合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东亚城市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网络”学术研讨会,以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暨第二届FTP
三校合作国际学术会议等。

史学理论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颇有进展。

邱志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1870-1911)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期。这个阶段老一辈学人广泛搜集中外文资料,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学术界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停滞不前。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学术领域百花齐放,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中外文史料,已刊未刊史料,都相继出版、开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现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本年度的清史研究会议还凸显了看重新史料、新视野的特点,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12
年5 月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2012 年10
月又由该校国学院举办了“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四届汉学会议有“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
新材料与新视野”的特别专题,就清史研究中的档案运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另外一些新的研究题目也因为新史料的发掘而受到学界的瞩目,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外语文献中的中国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以外语文献作为切入点,探讨清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而生态史的研究也在本年度得到了推进,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生态史研究中心并举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建立在生态学研究基础上的清史研究所关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关于唯物史观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邱志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史学研究公号。

一、边疆危机

由以上对于2012
年清史相关学术会议的回顾可以看出,当下的清史研究呈现出相当广泛的全球史视野和对于族群、生态、城市不同领域的多维关注,与此同时,朝向扎实的研究深度才能带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突破。本年度出版的重要清史著作即以研究深度作为主要特点。冯尔康数十年来撰述的清代人物研究由岳麓书社结集出版,以《清代人物三十题》为名,体现了作者将历史研究落实在历史人物研究的学术旨趣,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言: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与此相类的、应当成为年轻一辈学者典范的,还有李治亭的《李治亭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5
月)、张玉兴的《明清之际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9
月)、许曾重的《许曾重史学论文选集》(故宫出版社,2012 年8
月)、岸本美绪的《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1〉》(研文出版,2012 年5
月)和《地域社会論再考―明清史論集〈2〉》(研文出版,2012 年6
月)等,这些出版于2012
年的学术文集,作为研究者毕生心血所集,在当前求新、求速的世风之下,这些扎实、勤勉的清史研究更能够体现史学应有的不浮夸、不媚世的独立思考精神。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近代史研究指导的问题继续引起学界关注。朱佳木指出,对攻击唯物史观的思潮言论应进行科学分析和有说服力的批判,不能视而不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应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上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①张海鹏认为,“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②李文海指出,当前的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③李振宏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内部不同学派的争鸣中焕发活力。④

摘 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本来远隔万里的西方列强,逐渐成为中国的近邻,从而使中国西南与西北边疆都面临着被侵略的危机。

二、学术热点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路径,侯旭东提出,20世纪以来用“专制主义”称述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政治制度,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是西方学术外铄和中国人“自我东方化”的结果,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制度并非专制制度。⑤黄敏兰等提出质疑,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以此作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概念工具。⑥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
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冶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
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
研究。 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 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1.中英马嘉理案交涉

2012
年清史研究的学术热点是有关清代“民族与国家”的讨论。一方面是“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的研讨延续了学界对于上一年辛亥革命研究的热情,对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关注达到了最高点;
另一方面是前几年对于美国“新清史”研究的讨论继续加温,对于以民族主义相关理论解构晚清民国的民族论说,以族群理论为核心看待有清一代的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在2012
年也出现了成熟的理论探讨。自清代肇基至清帝逊位,2012
年的这两大热点在时间断限上也浑然一体,不再有清史和晚清史、近现代史的分隔,共同构成本年度以“民族与国家”视角进行清史研究的鲜明特色。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学术界的认识存在分歧。王也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源流及历史实践作了深入考证。他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有着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学说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为地将阶级斗争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王也扬还撰文探讨了“两类矛盾说”,指出“两类矛盾说”实际上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所以应该停止使用这个旧理论范畴。⑦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
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
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
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
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
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 史的研究。
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
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
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
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冶的研究领域,
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 学术论著。
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
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 成果。

1875年2月21日英国柏郎探路队翻译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蛮允被杀,是为马嘉理案。3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6条要求,这6项要求构成了英国当时借口滇案而实行讹诈的基础,在此后整整一年半的交涉过程中,威妥玛力图实现这些广泛的侵华要求。他用尽一切威逼手段,不断把各项要求扩大和具体化。1876年6月2日,威妥玛总括英国的各种要求,列为8条,以此作为可以不将岑毓英提京的交换条件。此后中英双方展开紧张交涉,但因双方意见无法统一,谈判最终破裂。8月21日威妥玛与李鸿章又在烟台恢复谈判,几经交涉,最终签订《烟台条约》。[①]

美国“新清史”研究掀起的波澜在2012
年依然时有体现,值得注意的转变点在于国内学界对待“新清史”的态度不再停留在“挑战——回应”,而是试图将其纳入到中国本身学术话语的发展轨迹中。其集中体现是出版于本年度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3
月)论文集。正像该书主编刘凤云在《序言》中提到的,书中收录的文章“就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重构清代政治史的认识体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而“新清史”所涉及的“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环,有关“新清史”讨论提醒研究者“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发展趋势下,构建中国史学的自身逻辑,维护中国文化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尤为显得迫切与重要”。该书中收录的黄兴涛、常建华、祁美琴、杨念群、定宜庄、刘小萌等文章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汉化”、“族群”的不同角度,对美国的“新清史”研究进行了解构与回应。不过正如李爱勇在《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
年第4
期》)一文中提出的疑问,国内学者对美国“新清史”的回应简直如同列强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冲击反应论又复活了?
而2012
年出版的另一部有关美国“新清史”的回顾性综述《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
月)中,作者党为也表达了对于“新清史”研究会给中国历史、现实的重新认识带来伤害的担忧。

2.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郭大松对滇案进行了认真研究与反思,认为马嘉理往返滇缅边界及柏郎一行10数人由缅入滇,是得到清政府允准的;所谓“人数约有二百”的武装侵入者是不存在的;当地中国人杀死马嘉理及其随行中国人,力阻柏郎,是被强制受雇佣而为的;“滇案”是腾越厅左营都司李珍国等人无视中央政府指令一手制造的。而“滇案”交涉由于清政府衰败无能,岑毓英虚饰捏造案情,李瀚章等轻信岑毓英安排的案供,以及种种传统积习,以至滥杀无辜60余名,最终糊涂结案,无责者受死,有责者无恙,贻威妥玛以恣意敲诈的口实,结果是英国不但获得了派员入云南常驻5年“查看通商情形”的权利,而且获得了派遣探路队由北京或印度往返入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以及免纳内地税、增开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等项特权;中国方面则除了丧失这些相应的权利之外,还赔偿白银20万两,派员至英国道歉,并放弃了一些所谓的“天朝体面”。[②]屈春海等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对马嘉理案的审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考察,认为根据李翰章、薛焕对涉案人员的8次审讯,最终得出结论:杀害马嘉理与阻截柏郎应该区分来看,杀害马嘉理的是劫财山民而通凹、腊都等人,事属意外;阻截柏郎一行的则是李珍国主使兵勇进行的有预谋的行动,只不过又与劫财山民而通凹等不期而遇罢了。而在马嘉理案的勘察、审理中,清政府考虑的是国体和天朝的面子,而威妥玛对缉拿凶手的关注维系在能得到多少在华利益的贪欲中。[③]

研究者们的顾虑自然有其道理,而《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一书试图重掌清史研究话语权的努力不啻为一个好的开端,今日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可以用更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学术研究的“冲击”,不仅仅是单纯的“回应”,而是藉此进行自身研究的反思和推进。正如定宜庄在《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收录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一书中)中指出的,“新清史”的核心是“族群”,是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的产物,但我们现有的清史研究中显然对此关注不足,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借鉴太少。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有关“民族”、“种族”、“认同”,在我国现有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而再如《清史研究》刊发的黄培《满族文化的转向(1583—1795
年)·导言》(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一文,其中提及的“汉化”、“同化”、“涵化”这些词语的选用也是值得我们再进行更多探讨的问题。黄培的文中选择承袭何炳棣的“汉化”说法,这其实也提示我们回到“新清史”研究的出发点来审视这些问题的产生。所谓的“新清史”,正是来源于罗友枝对何炳棣的批判,而何炳棣先生自己也对罗友枝的批判有所回应。何炳棣先生于2012
年6
月去世,在这个时候对何先生的立论进行回顾是很有意义的。“新清史”的研究者们为了反驳何先生的清朝“汉化”理论而走向了“满族中心论”,如果从族群研究的角度来思考,这和“汉族中心论”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话,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与其视作一个“族群”,更应该视作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其在清晚期进行的加强族群文化特征的种种举措,与其说是“族群”性的体现,不如说是其“阶级”性的体现更为恰当。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一个族群上,不论是“满族”还是“汉族”,这难道不是和当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驰?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已经对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其他民族在清代历史中的活动及其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所谓清朝的“满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还是“阶级”性进行进一步判断。

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问题,学术界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曾有过两次大规模讨论,这两次学术争鸣大大推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此后讨论一度沉寂。2010年来,一些学者重新关注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新的探讨。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
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
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
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
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
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 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
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
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 具体而言,辛
丑“两宫冶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
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
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
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
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
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
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
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
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
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
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
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
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
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
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
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
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
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
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
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
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
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
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 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 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
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 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
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 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
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冶所代表的
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
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方英认为,在滇案交涉中,李鸿章始则积极关注,继则奉旨就近在津会商,终以全权身份主持订约。虽然他借助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促成了案件的议结,但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复杂矛盾心态,使其在交涉过程中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妥协性大大超过了抗争性。另一方面,滇案交涉中李鸿章体现出的外交认识与策略,对其日后的外交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④]方英还认为中英之间围绕马嘉理案的谈判充满波折,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及英印政府、威妥玛与赫德、英国与其他列强、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纷争与歧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的交涉进程与最终走向。
直到烟台交涉期间,李鸿章利用英国与其他列强的矛盾、各国公使对威妥玛独断专行的不满,争取多国公使出面调停,才最终促成案件的了结。[⑤]

事实上我们依然可以对“新清史”研究报以乐观的态度,学术研究在今日早已突破国家、民族的边界限制,在信息的迅速交换与国际整合中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全球化的特征时,中国的清史研究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新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国“新清史”所提出的民族、国家、边疆的旧问题。张世明出版于2012
年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 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8
月)专著就是这一点的绝佳例证。该书为张世明教授积十七年之力独立完成,全书分为导论、边疆民族、军事战争、司法场域卷和经济开发五卷本,共三百万字,可谓是近年来少有的清史巨著。该书体现了作者以新历史法学来建构总体史的尝试,行文处处浸润着深厚的法学、历史学的理论基础。戴逸先生认为该书可以说“构成了一部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新清史’”。陈支平于2012
年6
月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学碎想录》,其中《重新审视清代与世界史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该文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清代的历史地位。该文由《北京日报》于9
月11 日予以转刊。

中国近代史的断代与分期。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多倾向于将1840—1949年的百余年历史进程前后贯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房德邻赞成这一分期,同时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界标,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姜涛认为,近代是相对的,近代史活的灵魂就是“近”,根本不必拘泥于1840—1919年或1840—1949年的上下限划分。近代史的下限应该后延,在目前至少应当包括整个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分。⑧

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
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杨念群从晚
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
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
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冶
而“废冶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
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
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
“学冶选“官冶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
国式的“代议冶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
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
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 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
指出清代铨选 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
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
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 道咸以降科
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
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
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
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
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
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
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
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
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
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
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 以上各
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
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
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
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
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
“文闱与翻译兼行冶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 指出
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
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
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
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
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
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2.中俄伊利交涉

三、政治史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问题。近年来,有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受到学界较多关注。步平指出,从现代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社会,与从革命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在理论架构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与排斥的关系。⑨郑师渠指出,引进“范式”固然有助于开阔视野,但若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却难免简单化。近代史教材编写要超越范式之争,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纵向上要能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向上要能体现近代中国社会各主要板块间的有机互动与综合发展。⑩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
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倪玉平
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
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冶到“财政国家冶
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
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
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
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
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冶
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冶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
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利用
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
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
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 而是吉林银库。
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 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
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
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
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
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
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
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
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
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 变。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 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
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 的具体实践。
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 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
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
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
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
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
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
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
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
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
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
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
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
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
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
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
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
粤冶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
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
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
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
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
维持,“外重内轻冶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
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
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 年)底 至同治九年(1870
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
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归
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
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
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
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 年) 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
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 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
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
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
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1871年沙俄侵占中国新疆伊犁地区,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多次反复交涉收回伊犁无果,不得已于1878年10月派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头等全权大臣,邵友濂为头等参赞,出使俄国,直接进行谈判。龚书铎和李侃认为,崇厚于1878年底踏上俄国的国土后,即陷入沙皇政府精心策划的圈套中,昏庸的崇厚被沙俄的阴谋诡计弄得昏头昏脑。他对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者既要“推诚相待”,又只知“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既惑于沙俄的欺骗,又慑于沙俄的压力,结果就在沙俄的威胁诱骗之下,于10月2日未经清朝政府同意,擅自在沙俄炮制的《里瓦几亚条约》及三个附件上签了字。《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经过,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贪婪的野心和恶劣的手段。[⑥]谢海涛则认为,这次交涉失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崇厚自身的原因,崇厚并非折冲樽俎之才,对条约各项议论不够慎重,签字画押非常草率,不等收到总理衙门的意见,赶快签毕,匆匆回国。另一个原因应归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处理事件速度慢且不果断,这样,决策总是赶不上在俄谈判的崇厚的需要。另外,总理衙门办事“小心慎重”,奏折信函,均喜欢讲问题,进而提出模棱两可的解决办法,这是导致决策有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⑦]

“变革”是2012
年度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关键词。首先是有关明清之际的变革方面,有滕绍箴、李治亭两位资深清史学家合著的《陈圆圆后传》(岳麓书社,2012
年5
月)一书,对陈圆圆、吴应麒潜伏于贵州幸存的史事进行了考证,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宋华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9
月)则对清初嘉定侯氏、黄氏家族儒士为代表的清初文人进行了考察。同样关注清初史事的,还有何龄修的《读“争抢”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清史论丛:
2012 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年12月)和葛兆光的《乱臣、英雄抑或叛贼?
——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中国文化研究》,2012 年第1
期)等文章。关注清中期变革的,有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师江然译,《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以及张国骥的专著《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2 年7
月)。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本年度有王明前的《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6
月),引入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新概念,对之前太平天国研究的阶级分析论进行了反思。还有Stephen
R. Platt 的《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Knopf,2012),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中国看作一个与世界经济政治紧密联结的国度进行书写,该书因此获得了2012
年的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同样对太平天国史事进行研究的还有邓攀的《太平军破南京仪凤门之战若干史实考证》(《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

夏明方将既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概括为革命史、现代化、后现代三种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都属于后革命范式,但两者之间亦处于对立状态。后现代范式对规律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引起的批判和反思。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
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
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
记录“叙供冶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冶递呈的考
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
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
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
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
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
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冶,清中后期演 化为“叙供冶。
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 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冶,其书写结构
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
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冶递呈
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
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
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
响,“违式冶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
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
式冶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
结合的理讼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
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
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
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
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
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
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
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
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冶开启近代中国司法
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
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
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
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
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 烜进行了个案研究。
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冶 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
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
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冶中
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
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
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
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
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
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
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1880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驻英法使臣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并于1881年2月24日与俄国签订《改订条约》。[⑧]张立真认为,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⑨]但是万建华认为,中俄条约得以改订,除了曾纪泽在谈判中机警灵活的外交手段之外,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的。首先,清政府接受了崇厚出使失败的教训,在朝臣和封疆大吏中就改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集思广益,预先制定了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其次,中俄两国修改条约的侧重点不同。再次,俄国无力以军事行动来配合谈判。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中俄之间避免了战争,迫使沙俄做出了一些让步,曾纪泽得以完成修订《里瓦几亚条约》的任务。同时,虽然曾纪泽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交涉过程中,机警明敏,软磨硬顶,为国家争回了一些已经失去的权利,功不可没,但是曾纪泽在谈判中尚未能充分利用当时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产生了不少失误,丢失了一些本来可以收回的权利。[⑩]但是吴宝晓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解释,灵活执行谈判指令,并及时放弃原方案,使中国修改条约的目标发生重大变化:从缓索伊犁废弃崇约变为收回伊犁及其周边要地。清政府能随时了解俄国动向,适时改变谈判目标,选择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方案,和曾纪泽处理问题灵活机动的做法密不可分。[11]

有关晚清变革的研究是2012
年度的热点。专著方面有王晓秋的《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该书论及晚清的几次改良运动和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论证了晚清历史上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李细珠的《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
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1
月)一书则更多的从地方督抚的视角考察清末新政在地方层面的践行,认为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成为“内外皆轻”的格局,其后果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郑大华、邹小站主编的《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0
月)收录了多篇纪念辛亥革命的论文,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讨论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相关问题。与晚清变革有关的外文专著有Peter
Zarrow 的《走出帝制: 中国国家观念的变迁,1885—1924》(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3)。研究晚清变革的文章更是丰富,如王开玺在《辛酉政变前后两道谕旨考论》(《历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中就以大量的清宫档案考证了辛酉政变的两道关键谕旨,其提供的确证、佐证、反证相当严密。茅海建在本年度发表了两篇有关张之洞的研究(《“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六:
戊戌前后诸政事》,《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1 期;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四川大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均运用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藏“张之洞档案”来讨论晚清变革的关键人物张之洞。而陆胤的《从“同文”到“国文”——戊戌前后张之洞系统对日本经验的迎拒》(《史林》,2012
年第6
期)则考察了张之洞对于日本经验的态度变化。有关李鸿章的研究有费志杰的《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还原》(《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和姜鸣的《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3
期)。以重要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还有马忠文的《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以及石文玉的《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议院与君臣之纲关系论》(《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

赵庆云对革命史范式的标志性概念“三次革命高潮”作了较深入的解析。他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三次革命高潮论”不但将近代史事系统化,并予以规范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了一种着重中国本土因素、关注下层民众的研究倾向。这无疑有异于1949年前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
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
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
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
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 制、文 书 制 度、 藩 部 朝 觐
制 度 等 内 容 有 所 讨论。[27-30]

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影响都不可忽视。拓荒认为,曾纪泽的思想、意见和安排颇受李鸿章的影响,包括李鸿章关于此次改约的态度、交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析,以及交涉结果的预测等,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其核心内容,早在1880年6月曾纪泽抵俄之前,李、曾已大致拟定了。而在曾纪泽赴俄之后,李鸿章仍密切注视着改约交涉事态的发展,一面叮嘱曾纪泽随时告知谈判情况,一面在国内采取一系列外交、军事、舆论措施,为曾纪泽在俄交涉的展开和进行,及其最后签订《伊犁条约》,做了重要铺垫和支持。
[12]赵春晨认为,正是因为左宗棠指挥清朝军队取得了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新疆失地的军事胜利,才彻底打消了沙俄占领伊犁的全部借口,为中国收回伊犁创造了条件。而对于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通过奏折和信函向清政府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以及对策,力请朝廷排除疑虑,做出拒约的决断,并提出了首先通过谈判力争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如果沙俄拒不交还,即以武力收复伊犁、驱逐沙俄侵略者的对俄方针。在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伊犁问题时,左宗棠积极进行战备工作,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兵分三路规复伊犁。左宗棠的抗俄决心和备战行动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廷内部妥协投降活动,并对曾纪泽在俄进行外交谈判进行了有力的鞭策与支持。
[13]

承2011 年纪念辛亥革命的余绪,2012
年度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的数量相当可观。如黄克武的《从晚清看辛亥革命:
百年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一文,认为辛亥革命之成功在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的妥协与合作,但这一妥协的性格也造成民国之后实施民主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李庆英、郭世佑、王春林等人也就辛亥革命本身以及当时的社会百态做出了研究,[1]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2]2012年作为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与民族国家相关的论题也成为热点。杨念群的《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李喜霞《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历史教学》,2012
年第4期)都对清帝退位诏书进行了新的解读。近代民族国家肇建过程中的国族认同变迁依然是学术话语的重点,如张永江《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
清朝覆亡前后升允政治活动考论》(《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
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2012 年第6
期)、裴自余的《追寻现代国家的观念基础——晚清的国民国家论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3
期),这三篇文章都致力于考察清末的国民、国家的表述与认同。而罗志田《国进民退:
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一文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勾勒出清季“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的进退转化,以及“臣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使得国民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问题。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李学智指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弱化乃至否认近代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否认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冲击,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国的改革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区别,难以成立。虞和平则指出,近年来经过热烈讨论,外因、内因结合论已成学界的基本共识,即使有倾向于“冲击反应论”者,也认为内因在起作用,反应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结果。

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中俄伊犁谈判崇厚签约后,经历了严惩崇厚、改派使臣、改定条约等过程,每一次改动,都与清议有关。汤仁则认为,清议的劾奏,也曾促使清廷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所变化,也改变了清流派在清廷中人微言轻的局面,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望,但清流派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认识不足,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挽救危局。[14]

尽管有关政治变革的研究在2012
年度得到了诸多关注,其他领域的清代政治史研究也在稳步向前推进。有关清初政治的研究论文,有谢景芳的《清入关前决定满族命运的大讨论》(《明清论丛》,2012
年号)一文以档案和实录资料的梳理,再现了皇太极进行入关决策前后满、汉官员意见的分歧及当时历史情境的复杂状况。李治国的《礼敬明朝———清代“三恪二王后”探析》(《历史教学》,2012
年第2
期)则从新朝加封前朝宗室的礼制传统考察了清初政治的复杂性。王秀玲的《清代太庙祭祀及其政治象征仪式》(《清史论丛》,2012
年号)同样关注了清朝的太庙祭祀仪式在礼法层面的政治象征意义。除礼法层面之外,在清前期的政治实践层面,马俊亚的《盛世叩阍:
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历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以“叩阍”这一特殊的政治诉求形式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清前期“叩阍”作为特殊的官员督察体系存在的意义,乾隆中后期转而对平民“叩阍”进行打击,削弱了统治阶层的执政能力。对于清朝官员的选拔、考察、监督的研究,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2
月)阐释了乾隆朝典型陋规案的始末,审视了陋规案的立法缺位和执法畸重问题。许静、赵亮《嘉庆朝官员革职特点研究》(《清史论丛》,2012
年号),滕德永《嘉庆朝御赏贡参制度》(《历史档案》,2012 年第2
期)和周勇进《清代道员职衔考述》(《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文。政治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博弈也是清代政治史的重要视角,王志明考察了清代知府与京官逐渐一体化的倾向(《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王瑞成则展示了晚清特殊社会历史情境下中央权力外移的截然不同的趋势(《“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
1855—1875》,《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另有一些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对地方官员的专题考察上,如王丽的《晚清地方候补官委署过程中的规则与“潜规则”》(《清史论丛》,2012
年号)、高俊的《清末劝学所督办地方学务述论》(《史林》,2012年第3
期)和龚小峰对江苏督抚的研究(《地域、权力与关系:
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安徽史学》,2012 年第4
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发起的清代宫廷史研究,最近几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对从另一个侧面深化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3.关于近代史研究的治学方法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
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
“主战冶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
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 作者认为,道 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 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冶怀柔主张迎合了道
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冶政
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
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
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冶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
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
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
诸多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
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
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
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
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
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
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 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3.中法越南交涉

有关清代司法律例的研究也在2012
年备受青睐。王巨新的《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运用案例、互证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清前期针对来华外国人涉外法律逐渐系统化的进程。梅利莎·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的《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
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明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则以清代的讼师作为“社会分析”的对象,展现了一种更为世俗化的法律史阐释方式。基层司法审判所展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很多吸引人的案例研究,如郑小春的《清代的基层司法审判实践:
苏氏诉讼案所见》(《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毛立平的《“妇愚无知”:
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以及李甜的《清代民事诉讼中的身份等级与赋役制度:
以道光泾县李氏主仆官司为中心》(《历史教学》,2012 年第5
期)和徐忠明《读律与哀矜:
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亦有对于司法律例本身的制度考察,如胡祥雨《“逃人法”入“顺治律”考——兼谈“逃人法”的应用》(《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陈兆肆的《清代永远枷号刑考论》(《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以及史新恒的《清末司法官制改革中的臬司甄别》(《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等研究。

理论方法对于推动研究深入无疑极为重要,但过于依赖某种理论又容易导致偏蔽甚至歪曲历史。马敏认为,借鉴、运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近代的社会组织,必须防止食洋不化。理想的做法是直接从中国历史本身抽象、提炼概念,从而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如“绅商”,便是从文献中直接抽绎出的概念。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
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冶“逼
封冶和“密诏冶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 新的天京事变真相。
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 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
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
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冶,所谓“诛杨
密诏冶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 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 年9 月2
日,实际上“东升 日冶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
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冶“靖难密函冶发展
到“公开声讨冶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 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 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冶来定位。[33]祁磊
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 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
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
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
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
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
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
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冶的形成,清 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
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 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
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
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
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
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
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
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
会冶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
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
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
《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运动。
司佳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
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
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
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冶的标志性事件———
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
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
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
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
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1874年法越《甲戌和约》签订后,中法在越南属国地位问题上展开长期交涉,由此引发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冲突。李云泉认为,清朝官员对国际法的援引和运用,表明他们已能较为娴熟地将西方外交惯例用于实践,以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与西南边疆岌岌可危的局势,促使清政府主动尝试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并得到越南的积极回应。此一突破传统朝贡体制框架的举措,无疑是西方冲击下两国被迫作出的反应。[15]

民族与边疆问题向来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年度对于清代民族和边疆的关注仍然倾向于西部地区。贾建飞的《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5月)一书以清代的满、汉文档案为基础,关注了清代中期经营新疆的政治理念和流向新疆的内地人口的相关发展,对于清代新疆的人口、环境以及族群关系都有生动的描写。贾建飞也在《清代新疆的内地坛庙:
人口流动、政府政策与文化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2期)中也对内地人口流向新疆之后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多有关注。2012
年的《西域研究》中刊载了多篇有关新疆地区的研究,如王鹏辉的《兰州碑刻所见清代新疆史事》(2012
年第1 期)、郭胜利的《清末哈密“改土归流”研究》(2012 年第1
期)、王力的《浅析乌什事变与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2012 年第1
期)和张世才的《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结构与变迁》(2012 年第1
期)等文章。韩国的赵柄学则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为基础考证了噶尔丹的准确死亡时间(《噶尔丹死亡考》,
《历史档案》,2012 年第2
期)。王希隆考察了清嘉道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就这一打破新疆60
余年平静局面的叛乱的背景、始末和影响进行了论述(《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

不少学者注意到学科分割的弊端,强调贯通的重要性,呼吁打破近代史研究中的森严壁垒,融合学科界限。桑兵强调,“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研究领域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应沟通各门各类。行龙指出,近代社会史研究要力戒“碎片化”,而要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必须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
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 年)出任直隶总
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
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 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
年代的停滞及破 产时期这一“三段论冶表述。 朱浒从军用工业、民
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 年代
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
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
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冶引发
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
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
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
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
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
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桢、丁日
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
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
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 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对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与吞并企图,中国驻英法使臣曾纪泽早有洞察,从1880年起就设法阻止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努力巩固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1883年曾纪泽拟定6点方案,正式提交法国外交部,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越南的领土和主权,并要求法国承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并要开放红河,保护黑旗军。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惟重界、贡二事”的训令,拟定8条议和方案,坚持中越“宗藩关系”。杨立冰认为,曾纪泽是中法越南交涉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外交家,他在与法国交涉中据理力争,极力维护中越“宗藩关系”,提出援越抗法方针,促进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
[16]季凤文认为曾纪泽的外交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固然有法国侵略者恃强凌弱,顽固扩张的缘故,但也有国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中掌权人物奉行的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关。[17]张立真与李峰也持相似的观点。
[18]

对于清代蒙古地区与民族的研究,首先有M·乌兰的《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
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该书对于卫拉特蒙古的研究建立在该民族特殊的文字文献——托忒文之上,对于清代蒙古文字、文献史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有关清代蒙古地区的期刊论文,有包姝妹、宝日吉根的《援俗定例:
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法律制度特点探究》(《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对清代治理蒙古地区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探讨,冯玉新的《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4
期)和吕文利的《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2012
年号)都将关注点放在了清代蒙古地区与相邻区域的关系以及满蒙关系上。

杨奎松探讨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人性问题。他指出,研究历史需要人性视角,不仅需要注意到那些表面的不同,如地主和农民、精英和民众、敌人和友人、外族和本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还必须注意到他们作为人的共性之所在,并基于对人类共性的理解,对研究对象抱以历史的同情态度,才能避免做出过于武断和片面的判断。

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
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冶的史实重新做
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
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
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
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 能。
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
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
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 混乱 无 方、战 术 战 法 不
当 以 及 军 队 战 斗 力 低下。[43]

中法越南交涉中,李鸿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82年11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李宝协定》,何东等认为,比照当时中、法、越三方情势,李鸿章与宝海所拟《宝海三条》确为务实之策。[19]但是关威认为李宝谈判中,李鸿章妥协求和,法国得到的是重大实际利益,中国得到的只有“自尊心”。而李鸿章在其后1883年6月开始与法国特使脱利古的谈判中,却能够据理力争,态度强硬,使脱利古无计可施。李鸿章态度的变化,虽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清政府的决策起了作用。
[20]

有关西藏地区与民族的研究,有梁俊艳的《清代西藏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张玉堂事辑》(《清史论丛》,2012
年号)和陈志刚的《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及其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关注清代西藏的经济贸易问题,也有对于清代西藏地区族群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如杨红伟的《沙沟总管设置与清代循化厅所辖藏区族群政策》(《史学月刊》,2012
年12 期)和日本学者柳静我的《1727
年のチベット政変と清朝の介入》(《史学杂志》,2012 年第9 期)。

二、晚清政治史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
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 年纪念的号角。
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 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
州湾交涉、1898 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
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
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
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
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
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
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
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
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
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冶所依据的原
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
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
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冶“康学冶
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一明一
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
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
容酷似“康党冶宣传的“忤逆冶上书,背后折射的是
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冶“新党冶之间错综复
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
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
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
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
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
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
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
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
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 实关系。[51]

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后,赫德凭借自己特有的个人因素和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有利条件,准确地掌握了中、法及列强的有关情报,建立了秘密的直接调停于中法最高当权者之间的有效途径,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争取“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段国正认为,在战场上并未失败的中国在谈判桌上却可悲地失败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又下滑了一步。赫德操纵中法谈判和签约是近代中国畸形外交的典型一例。
[21]

与火热的“新清史”讨论相比,对于满族作为一支东北地区区域性族群的研究显得较为疏落,佟永功撰文介绍了满文的完善者达海(《满族的历史文化名人——达海》,《清史论丛》2012年号),周喜峰重现了清初雅克萨保卫战中的各族群关系(《清初黑龙江各族与雅克萨保卫战》,《明清论丛》,2012
年号)。刁书仁(《努尔哈赤崛起与东亚华夷关系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黄普基(《从“辽燕旧界”到“华夷大界”——朝鲜人笔下的山海关意象》,《清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和晁中辰(《由“兄弟之国”到“君臣之义”——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演变》,《明清论丛》,2012
年号)则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满族崛起在东亚地区的族群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2009—2011年这三年适值晚清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诸如义和团运动110周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60周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在这三年里表现出了明显的“历史周年意识”。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
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
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冶“赔
款冶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 上,更是力陈己见。
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 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
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冶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
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冶政
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
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冶的根本 目的。[53]

中法《李巴条约》签订于1885年6月9日,因系李鸿章与法驻华公使巴德诺所签,故有此称。通常也叫《中法新约》或《天津条约》。这个条约,虽是李鸿章在天津画诺,实际上系英人赫德及其亲信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政府密商的。
[22]但是黄振南认为,在签署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巴德诺玩弄手腕,施展诡计,耍尽花招,以谋求法国的侵略利益。由于际遇有异,李鸿章未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往往使巴德诺的阴谋得逞。[23]

清代南方地区的边疆和民族的研究,相对于北方的边疆民族,在数量上有极大的落差,显示出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一贯以来南北不平衡的特点,刘冬梅、欧阳洁的《清初海南黎族勇武抗清原因分析》(《史学集刊》,2012
年第6
期)考察了明末清初海南岛黎族参与南明抗清活动的历史事件,方铁用边疆大吏奏疏等资料重新审视了雍正朝在云贵等省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前因后果,认为清政府此举是对土司制度的改革而非彻底废除(《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明清论丛》,2012
年号)。罗群则更多的将云南地区的族群政治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变迁联系在一起进行了研究(《论清末民初的边疆政党与政治———以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3 期)。

这首先表现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它成为三年中最大热点。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专著、论文和文献资料。不少人主张将辛亥革命放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章开沅颇有代表性地提出三个100年的观点,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的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所遇到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针对近年出现的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论点,金冲及指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那种一相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只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
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 旧成绩斐然。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 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
韩策从庚子西狩、 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
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 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
作者认为此次论 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
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
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
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 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
年慈禧太后为醇亲 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
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
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
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 的态度。
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冶
和“庚子事变冶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 产物。
通过“指婚冶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
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
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
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冶旧案重提,确保了自
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
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 年间为
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
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
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
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
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
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
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
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
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
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
荫堂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 员,并力倡西藏新政。
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 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康欣平分析了张荫
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
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
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
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
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
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
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 影像史料,对1906
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 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
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 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
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
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
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
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
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
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
发动“安庆起义冶,又称“丁未皖案冶。 安东强、姜
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
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
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
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
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
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
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 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
马勇认为袁世凯遭
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
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疴冶期间,袁世凯并不是
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
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
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
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
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
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
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
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冶
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
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
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
末“内外皆轻冶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
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 建海军为念。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 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
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
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
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4.中英缅甸交涉

四、中外关系

热潮之中,研究者仍能固守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于辛亥时期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不再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对于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学者撰文肯定它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是中华民族历史融合的新起点;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融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也有学者指出,辛亥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并非一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关于满汉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各有正确和谬误之处。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1885年英国侵略缅甸,作为缅甸的宗主国,中国不能不出面与英交涉。吕昭义认为,清政府是通过两条途径来交涉的,一为私下的,即委托赫德私下与英国政府沟通,一为官方的,即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外交部交涉。两个渠道的交涉,各行其是,互相矛盾。英国与曾纪泽的官方交涉是假,而与赫德的私人密谈却是真。兼并缅甸是英国的既定方针,问题在于怎样处理兼并后的中缅关系。英国要么继承缅甸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成为向中国朝贡的国家,要么废除原有的中缅关系。前者是英国决不能做的,而后者引起清王朝的剧烈反对,对英国也是不可取的。赫德向英国提出两项可供选择的办法。经过赫德的反复陈说,英国理解了赫德的用意,但在完成对上缅甸的军事占领之前,仍不打算与中国缔约,以免军事行动受到限制。直到英国完全吞并缅甸,英国才于1886年7月24日与中国签订《缅甸条款》。[24]

清代作为中国被整合进世界秩序最集中剧烈的时期,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最多关注。有关清代中日关系的研究,不仅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学者的研究在2012
年度问世。戴东阳的《晩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8
月)一书考察了甲午战争前驻日使团的历史情况,对进一步了解当时战争爆发的因果很有助益。宗泽亚编著的《清日战争(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6
月)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为基础,细致再现了清日战争双方军、政、经、民各方面的因素及其变化。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更关注晚清的中国外交的演变,如Kristoffer
Cassel 的《审判的基础:
十九世纪中日关系中的治外法权和帝国权力》(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1)一书,通过对清末中日之间治外法权的研究,展现了当时中国、日本和西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日本学者箱田恵子的《外交官の誕生:
近代中国の対外態勢の変容と在外公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 年2
月)集中研究的是清政府由科举官僚出身的外交官逐渐适应西方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参考。渡辺美季的《近世琉球と中日関係》(吉川弘文館,2012
年5
月)关注的是琉球在中日关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成为东亚近代秩序中的独特一环。同样关注清代东亚秩序的,还有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三联书店,2012
年3 月),作者运用多种语言史料,凸显了19
世纪至甲午战争时期朝鲜“属国自主”的问题在东亚秩序中的焦点地位。王晓秋的《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内容涉及19
世纪中、日、韩各国在发展道路、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的历史比较。

研究者对义和团时期张之洞的动向及其有无帝王思想展开了争论。孔祥吉根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及考察张之洞的活动,认为庚子年张之洞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思想。李细珠和戴海斌则撰文提出商榷意见,认为张之洞庚子年的活动不足以证明其有谋异动的野心,所谓张之洞“帝王梦”之说难以成立。

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
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冶到近代“外交关系冶
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 研究趋势。
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5.中英西藏交涉

2012
年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中,以观念史的视角转换作为研究进路是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趋势,薛明的《清入关前的对日认识》(《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一文指出清在入关前主要是通过朝鲜提供的情报形成对日本的认知,从而影响了其后清政府对于日本的实用主义态度。刘岳兵所著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6月)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同样关注日本对华观变化的,还有王美平的《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文中指出日本精英阶层的“蔑华观”在政界则升级、病变为“侵略客体观”,是日本此后不断推行侵华策略的主要精神驱动力。杨念群则在整个“东亚”和西方殖民历史过程的层面上,剖析了中日韩在清末以来对“亚洲”的不同想象及后果,指出“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
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
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何谓“东亚”?
———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清华大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对于清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吴伯娅的《陈昂父子与〈海国闻见录〉》(《清史论丛》,2012
年号)、陈国保的《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和葛兆光的《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复旦学报》,2012
年第2 期)等文。

有关戊戌史事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的研究指出,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并指出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上谕、国书,并派要员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马忠文利用梁肩超若干未刊书札,就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之间的关系做了有价值的补正。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就《我史》从甲午至戊戌的5年记录,逐条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并对康有为作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澄清了以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茅海建还就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的动向推出5篇专题论文,深化了张之洞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
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
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 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 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
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
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冶到“洋
务冶再到“外务冶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
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 转型。[68]

1888年初,英军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一次入侵,遭到藏族军民的顽强抵抗,但是抗英斗争遭到驻藏大臣升泰的阻挠与破坏,致使抗英失败。1888年底,升泰开始同英方代表谈判,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8款。其后中英双方又于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9款。丁名楠和张振鹍认为,这两个条约是在两个阴险狡诈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操纵和参与下订立的。中英谈判开始以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推荐其弟赫政,充当升泰的译员与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赫德一再向赫政指授机密,要赫政“试作中间人,将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25]黄鸿钊认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续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用武力打开了我国西南边陲西藏地区的大门,英国侵占了中国的藩属锡金,以及西藏南部边境的日纳、纳汤等领土,同时英国商品可以通过亚东等地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藏。[26]

对于清代的中欧关系的研究,因为史料基础所系,仍然以清代传教士的相关研究为大宗。陈怀宇的《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
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月)一书梳理了十九世纪传教士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涉及其宇宙论、认识论和生命观的基本认知逻辑,是一本出色的反思西方研究基督教本位、欧洲本位的宗教比较研究。周燕的《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则从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对于康熙时期的中国的介绍入手,讨论其与中国形象的欧洲演变、与利益之争和对启蒙思想家影响的关系。同样有关耶稣会士的研究还有万德化(Artur
K. Wardega)等编著的有关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omas
Pereira)的讨论文集(In the Light and Shadow of an Emperor: Tomás
Pereira,SJ (1645-1708),the Kangxi Emperor and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05),作为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士,研究者们认为徐日升的历史意义被低估了,对他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清早期中西关系的了解。冯尔康在《“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2012
年第4
期)中则从康熙的角度谈及其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康熙对天主教教义的认同是文化层面而非宗教信仰层面,招揽西士也多出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政治需求,是以难以在后代延续。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之争的中国声音:
游记、社区网络和跨文化讨论》(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Community Networks,Intercultural
Arguments,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2012)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18
世纪的中西“礼仪之争”向来被视作是纯粹的欧洲事务,钟鸣旦却认为“中国声音”在这一事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礼仪的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钟鸣旦关注的跨语际“转译”问题,也是关诗珮《翻译与调解冲突: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方译者费伦(Samuel T.
Fearon,1819—185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
年,总第76
期)一文的立论基点,并且在汤开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同样得以体现,足见“话语”分析是当前清代中西关系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方法。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历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更关注传教士来华后在实践层面的变化,认为晚清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从文化征服者变成了文化合作者”,这一态度的转变加快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2011年,《近代史研究》发表了3篇与太平天国时期历史有关的颇有分量的论文。吴善中认为,太平天国既然一直将公共拥有的仓库称为“圣库”,那么,将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称为“圣库制度”,是可以成立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就是“圣库”。过去学者提出的圣库制度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仍是说得通的。以往学界多从拜上帝会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角度,对太平天国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进行解释,唐晓涛转而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从地方历史背景进行重新解读,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崔岷对太平天国时期山东团练的兴办及致乱之由做了考察,指出引发团练与官府间激烈冲突的原因,除绅民自身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也是诱发原因。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关注的重心。 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
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
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
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
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冶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
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
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
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 政策。[70]

1903年底英国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并进入拉萨,逼迫西藏地方签订《拉萨条约》,但是清政府电令驻藏大臣升泰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并于1905年1月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谈判,以挽回对西藏的主权。但是由于中英双方对于英方所拟约稿不能达成一致,所以11月12日英印政府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直到1906年4月,中英才又在北京恢复谈判。英方代表是驻华公使萨道义,中国代表仍是唐绍仪。4月27日双方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该约共六款,另以《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周伟洲认为,英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事实上迫使清政府同意了《拉萨条约》,从而攫取了增设商埠,设立商务代表,掠取赔款,占领春丕三年等特权。[27]

五、经济史

过去3年中,晚清史研究的重心明显由关注革命转向关注清朝政府,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领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
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
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 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
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 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
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
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
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冶朝鲜侨 民,挑起“间岛问题冶。
李花子对“间岛冶地理概念 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 指出“间
岛冶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
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
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冶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 使特权的势力范围。
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 “间岛冶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
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
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 由于吉林
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
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 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冶范围。
“间岛冶地理范围 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
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6.中葡澳门交涉

2012
年度的清代经济史,有关整体经济运行的研究,首先是方行发表的《清代前期经济运行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一文。这篇文章是作者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封建经济运行机制思考的一项总结,提出如何配置资源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内涵。清前期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以一定的资源投入获得了大量社会需要产品,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以发达的地区分工来实现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作为中国经济史“资源配置理论”的新思考,这篇文章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山本进的《清代社会经济史》(李继锋、李天逸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1
月)一书也于本年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中国经济被迫纳入全球化之前清朝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样也重视清代经济的区域分工,指出清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并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足立啓二的《明清中国的经济构造》(汲古书院,2012
年2
月)作为一部全面研究明清中国经济史的著作,对于封建国家的小经营生产、财政货币、商业、市场流通等都有很全面的研究,尤其是作者对于“封建”、“专制”以及中日社会结构的对比都有相当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其一,加强了对清政府统治政策的研究。例如,孙宏年、许广智和赵君、徐君等撰文,就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做了深入探讨。苏全有发表系列论文,具体论述清政府对舆论和军队控制,以及在应对诸如丁未黄冈起义、长沙抢米风潮和武昌起义等危机上的失策。李细珠和王敏分别探讨了清政府在应对长沙起义和“苏报案”问题上的失策。崔志海则探讨了清政府在对付康梁维新派和国内立宪派政策上的失误及对清朝统治的影响。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
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 由于
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中法战争因此重启。
张振鹍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 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冶进行了史实考
辨,指出1884年5 月17 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
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
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
意制造“节略冶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
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
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 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
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葛夫平对该
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
“地方外交冶和“以夷制夷冶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
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
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
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
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 扩大。[74]

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政府一直希望同清政府立约,但是遭到清政府拒绝,1862年中葡签订《和好贸易章程》,但是清政府要求修改条约,拒绝换约。直到1887年3月26日,中葡才在赫德的帮助下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并于12月1日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并为中葡政府所批准互换。[28]对于赫德是否以中国对澳门的领土主权换取了英国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赫德使澳门被割让给葡萄牙。丁名楠等认为
“清政府统治者为了征收鸦片税的问题,竟在条约中出卖了澳门”,“而怂恿清政府满足葡萄牙攫夺中国领土的野心的,正是赫德、金登干等英国侵略分子”。[29]卢汉超也认为赫德是“将澳门让给葡萄牙”[30]。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杨公素。[31]戴裔煊、钟国豪也持同样的观点。[32](既然注释中已经有详细信息,正文中没有必要重复著作名)

有关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有邵义《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质疑》(《历史研究》,2012年第4
期)和韩祥的《1843 年户部银库亏空案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2 年第6
期)都将关注点放在清晚期的户部银库,对一些既有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周健《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一文则是对清晚期财政中“摊捐”这一具体措施进行了研究。与财政史紧密相关的粮食价格的研究,在2012
年度也有不少的成果涌现,大部分是以清代区域性的粮食价格变动为主题,如马国英等《晚清山西粮食价格波动、市场成因及政府行为(1875—190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吴小珍《粮食生产供求变动与清代地方的社会经济——以湘南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邓玉娜《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的历史地理学解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6
期)等。罗畅撰文比较了《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清代粮价资料库”在数据和使用方面的异同(《两套清代粮价数据资料的比较与使用》,《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人口史的研究方面,张鑫敏通过对《大清一统志》中对江苏左、右布政使司所属“滋生男妇大小”人口统计数字来源的重新考订,提出了这些数字并非嘉庆年间民数或男丁数本身,而是一统志编纂者主观编造的结果的观点,认为其是“嘉庆年间民数汇报与雍正九年人丁编审两种制度下的人工产物”(《〈大清一统志〉中“滋生男妇大小”考——以江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赵思渊的《十九世纪中叶苏州之“大小户”问题》(《史林》,2012
年第6
期)则是从广泛的社会矛盾爆发的历史背景下,指出“大小户”并不仅仅指向一种政治或经济身份,更大程度上是地域赋税的一种利益结构。龚义龙的《试析清代巴蜀地区的人口压力及其缓解途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则讨论了巴蜀地区在移民不断涌入和土著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该地区人民生计模式的多样化的选择,构成了“巴蜀地区小商小贩、小手艺人、佣工数量巨大的历史根源”。和这一问题相关的,2012
年度还有周邦君的《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清代四川“三农”问题研究》(巴蜀书社,2012
年3月)一书,从更宏观的角度讨论了清代四川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

其二,加强了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集中发表了8篇与满汉关系有关的论文。其中,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从中国认同角度,对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片面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的观点提出质疑,强调不能把“满人特性”和“中国特性”简单地对立起来。刘小萌《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清代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一文,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以及后期“反满”政策的转变等三方面对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主编的《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共收录41篇论文,涉及有清一代不同时期满汉关系的各个侧面,是国内学术界有关清代满汉关系的第一部学术论集。李细珠对1907年慈禧太后化除满汉畛域懿旨出台的背景,官绅奏议讨论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以及清廷满汉政策的新变化做了具体考察。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
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朝鲜不仅是
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 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
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 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张礼恒对甲
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 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 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
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
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
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
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
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
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
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冶
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
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
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 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
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
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
阳事件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
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
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
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
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 但由于中
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冶一语的不同理
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
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葡里斯本草约“使葡萄牙取得了清政府对其霸占澳门的正式认可”,是一个“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但却又认为“澳门并未由清政府正式割让给葡萄牙”。[33]这一观点最早是由王绍坊提出,赵佳楹在著作中则完全沿用了这一观点。[34]

清代的区域性商业、商帮的研究依然占据了经济史研究的很大篇幅,这大概和当前史学研究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密切相关。刘凤云的《俸米商业化与旗人身份的错位——兼论商人与京城旗人的经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6
期)敏锐地注意到了在清代旗人经济状况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以俸米商业化的形式与京城商人联系起来。刘文鹏《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认为商人通过会馆、商行的商业网络传播了伪孙嘉淦奏稿的信息,藉此表达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是商业社会消解清朝国家力量的体现。区域商业史的研究,以徽州商业为重点。在徽州文书的不断整理、出版之下,有关徽州商业的研究得到很大发展。邹怡的《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2
月)一书考察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明清以来徽州茶叶发展的各种影响。王裕明的《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9月)则是以徽州典商文书出发,将徽商典铺经营与明清社会变迁进行了综合考量。同样关注清代徽州典商的研究还有封越健的《十八世纪徽商典铺的经营管理与典当制度——以休宁茗洲吴氏典铺为中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
年12 月,总第78
期)一文。陈瑶的《从汉口到湘潭——清初湘潭县重建过程中的徽州盐商》(《安徽史学》,2012
年第4
期)则把关注重心放在徽州地区的盐商之上。还有研究者以比较的研究方法,将明清时期的两大区域性商帮——晋商和徽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对比(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
年8
月),对于建立区域经济比较分析的理论框架有新的探索。而有关晋商的研究,在2012
年有赖惠敏的《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
年第6期)一文,利用档案等资料论述了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兴隆、利润丰厚的情况下,却因地方政府的捐纳、厘金之重,在俄商的竞争下趋于没落。对于清代广东地区商人的研究,有曹雯考察了清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问题(《乾嘉道时期的广州贸易与行商商欠问题再考》,《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邱捷的《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一书讲述了广东的“绅”与“商”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早期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对福建地区商业的研究,有黄忠鑫对清末福州古田商帮的研究(《清末民初福州的古田商帮——以福州古田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还有史伟、林发诚对清代泉州海商的研究(史伟《海陆互动:
清代郊商经济多元化发展的经营特征》和林发诚《从清代泉州海商碑刻看闽台关系》,均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陈支平的《明清港口变迁史的重新解读—以泉州沿海港口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提出了政府对于民间乡族私属港口的的管理,是近代“港口”和“口岸”形成的基础。

其三,加强了对清廷的研究。如崔志海分别从内政和外交维度,对清末十年清廷朝政的变化做了具体考察。《美国政府对新政伊始清廷朝政的观察和反应》具体揭示1901—1905年间清廷权力结构的变化、改革和保守势力的消长、清廷与列强关系的改变。《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一文指出,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此外,学者们还就光绪死因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钟里满、戴逸、崔志海等根据现代仪器在光绪帝头发中发现的大量砒霜,并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认为光绪帝并非正常病死,而是被人谋害、砒霜中毒而死。朱金甫、王开玺等学者则根据宫中光绪皇帝脉案资料,依然坚持光绪皇帝为正常病死,认为谋害说尚有诸多不可信性。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
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
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
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 贸易的发展。[78]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草约是一个“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但又认为“清朝政府并非将澳门正式割归葡萄牙所有”。[35]汪敬虞认为中葡草约的签订,是赫德“以破坏中国主权为手段,达到扩大对中国主权的夺取的目的”,“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受到严重的损害”。[36]对于赫德使中国将澳门割让与葡萄牙的说法,陈诗启也提出质疑,认为尽管草约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但是它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葡萄牙获得从未从中国获得的重大利益”。[37]黄庆华也认为葡萄牙虽然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从中国手里谋取了带有所谓“澳门地位条款”的条约,但是由于澳门并没有因为《光绪中葡》条约的签订而成为“租借地”或“割让地”,更没有被公认为葡萄牙的“海外省”或“殖民地”,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前的百余年时间里,澳门不过是在葡萄牙的管理之下而已。[38]

有关清代航运、漕运、海关的经济史研究,在2012
年度也取得一定进展。专书主要有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杨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5 月),以及任智勇的《晚清海关再研究:
以二元体制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对于晚清海关的研究,还有陈勇的《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文。有关清代漕运的研究,则以戴鞍钢的《清代漕运盛衰与漕船水手纤夫》(《安徽史学》,2012
年第6
期)和吴琦《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为代表。

其四,加强了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制度史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成果相当丰富。首先,在晚清官制方面,杨国强、刘伟、欧阳跃峰等学者对晚清捐纳和保举的选官任用制度在咸同两朝盛行的背景、状况及对吏治的影响和利弊得失等进行了探讨。关晓红对晚清局所的产生与改造、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之间的关系,以及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实质、成效与困境,清季府厅州县改制的成效和意义等,做了系列的深入考察。此外,李文杰对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要求、程序、内容、效果、特点以及该考试在40年间的演变等所做的考论,有助于揭示晚清时期“隐持”外交权力的庞大中层官员的来源和素质。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
也取得一定进展。 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
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
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
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 要条件。
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
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 失败。[79]

二、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外关系

有关清代矿冶史的研究,常建华在《康熙朝开矿问题新探》(《史学月刊》,2012
年第6
期)一文中,认为康熙朝的政策较好的兼顾了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同时较好的维护了地方秩序。对于云南地区铜矿的关注,有日本学者上田裕之的《洋銅から滇銅へ——清代辦銅制度の転換點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70
卷第4
号),通过铜矿开采对清代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王德泰的《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清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则考察了清政府对于云南铜矿的垄断而产生的大量“铜息”利润和铸钱局则借机大肆赚取“铸息”。贺喜在《明末至清中期湘东南矿区的秩序与采矿者的身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第2
期)中,描绘了清初政府开放矿禁后湘东南采矿者的身份由“贼”到“商人、矿夫”的转变。

在晚清财政制度方面,晏爱红就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做了考察,指出咸丰以降,原来恪守的不加赋祖制被打开缺口,此一改变揭示了太平军兴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倪玉平对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做了考察和分析,说明无论是中央集权体制,还是督抚权重格局,区域集团利益始终存在。周育民对晚清鸦片厘金起源和各省税率沿革作了系统论述。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冶
到“租界冶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
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
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
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
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
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 独立、1907
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 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
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
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随着国力增强不断谋求向外扩展,琉球、台湾、朝鲜首当其冲,从而与对上述国家或地方拥有宗主权或主权的中国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而中国则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进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六、社会史

在科举制和教育制度改革方面,徐毅对晚清科举经费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过程做了考察,认为晚清地方政府对于科举经费的筹支活动,既维持了科举制的运作,又推动了科举制的废除,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关晓红就清末立停科举制过程及其后果做了重新考察,指出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终结科举制,遗留了诸多问题。汪婉以直隶为例,对晚清查学和视学制度做了深入考察,指出近代中国地方视学制度虽源于欧美、日本,但省视学的职权范围又超出监督的一般定义,体现了清政府试图通过地方视学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控制的目的。

四、结论

1.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2012
年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城市史、环境史、医疗史等较新的研究方法最受瞩目。城市史的研究在这一年中发展很快,且研究方法有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清代城市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郭松义的《清代社会变动和京师居住格局的演变》(《清史研究》,2012
年第1期)一文以严密的史料论证论述了清初统治者强迫京城汉族官民迁出北京城这一史实,并进一步指出,清统治者的人为隔离政策是失败的,之后北京城又产生了汉族官员内迁和在商业发展的影响下,汉族商民进入内城和旗民混居、旗人也有不断迁出城外的历史趋势。刘凤云的《北京与江户——17—18
世纪的城市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以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视角,将清代的北京和日本江户联系起来,将受政治体制影响的“城市”和能动的以商业影响着城市空间的“人”的因素结合讨论,在近年来有关北京的城市史研究论著中值得特别关注。同样是讲述清代的北京城市史,Andrea
S.Goldman 讲述清代北京的戏剧与城市关系的新书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06)提供的视角颇为清新,通过清代宫廷戏剧和商业戏班对社会文化和道德的考察,展现了清代北京城富有鲜活生命力的一幕。叶晓青的《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论文集,讨论了上海城市文化的萌芽与发展。仲伟民的《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复旦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一文指出上海城市的急速发展,其实来源于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进出口贸易的剧增。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爱:
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三联书店,2012 年11
月)考察了清末上海娱乐业的兴起和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除了对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史研究,对于清代的云南(马亚辉,《乾隆时期云南之城垣修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2 期)、重庆(谯珊,《专制下的自治:
清代城市管理中的民间自治——以重庆八省会馆为研究中心》, 《史林》,2012
年第1 期)、杭州(王健,
《明清以来杭州进香史初探——以上天竺为中心》,《史林》,2012 年第4
期)和芜湖(张祥稳,《晚清皖江城市火灾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以对外开埠通商后“皖江巨镇”芜湖为例》,《清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等城市的历史变迁,也有一些不错的研究。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领域,陈兆肆考察了清代自新所的演变,认为清代自新所的流变说明“晚清狱制转型并非仅为西方新式狱制的简单移植”。黄鸿山对晚清洗心局、迁善局做了考察,指出它们不同于偏重于生活救助的传统慈善事业,同时注重思想改造,对后来的刑狱制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谢蔚对晚清刑部皂役收入变化及影响做了专门研究,指出皂役收入的多寡和构成直接影响清代基层行政的运作,晚清皂役以权谋私的普遍化,既有人事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弊端。,史新恒对清末提法使的设立过程及其在晚清官制和法制改革中的意义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研究者还对清代独子兼祧制度、清代地方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和途径、妇女地位等进行了专题性探讨。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 年度晚清政治
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 就发
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
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
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
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
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目力所及的这
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 件与人物研究42
篇,中外政治关系14 篇。 可见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
重心。

(1)中日立约与日本侵台

宗族和地方精英、地方社会秩序的研究依然是社会史的热点议题。冯尔康的《清代宗族的社会属性——反思20
世纪的宗族批判论》(《安徽史学》,2012 年第2 期)一文对20
世纪激进批判、取缔宗族的行为进行了反思,指出宗族文化中的“宗法因素”不应被夸大为“宗法性质”。本年度对于宗族的研究集中在徽州地区的宗族,涉及徽州宗族的继嗣、继产及其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系,如张爱萍的《继嗣与继产:
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安徽史学》,2012
年第4期)和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中国农史》,2012
年第1 期)。常建华的《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明清论丛》第12
辑)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了清代顺康时期保甲制度的展开,从中央的奏疏、档案与地方的方志资料,层层细致的梳理了该历史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的状况。保甲制的推行较多的体现地方秩序的政府管理层面,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是从地方动乱的实际情形来对此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吉尾寛主编的《民衆反乱と中華世界―新しい中国史像の構築に向けて》(汲古書院,2012
年3
月)论文集收录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多位学者撰写的论文,涉及清代的广东、福建、山西多个地区的地方动乱,是近年来有关地方动乱、民变的较为全面的研究。韩承贤的《文治之下的抗议:
嘉庆四年苏州士人的集体抗议与皇帝的反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一文对比了嘉庆皇帝在处理儒士集体抗议事件时与乾隆帝的不同,认为“与过去的清帝相比,十九世纪的清帝们较为愿意去探讨是否因官员贪腐渎职而造成地方骚动”。柳岳武的关注重点也在江南地区,不过集中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认为大量客民涌入造成的地方冲突,最终被婚姻、继承等亲缘方式所化解,地方社会走向融合(柳岳武,《清末民初江南地区主客冲突与融合———以江苏句容县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史林》,2012
年第2 期)。

三、民国政治史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
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 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 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
篇,2015 年度32 篇,2016年度63 篇,[85-87]2017 年发表的研究成 果数量为近4
年来之冠。 且2017 年亦没有相关
“历史周年纪念冶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 研究的热点在2016
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 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
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
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
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
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冶“衰
颓冶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冶“衰颓冶恰恰是该学 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
2017 年,国内晚 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 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
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 盛的活力。
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 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
代冶[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米庆余对于中日此次立约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对华立约的目的,从长远看,是为了达到“光耀万国”、“宇内经略之远图”;从现实看,则是企图通过对华立约,以实现“绥服朝鲜”的目的。虽然此次立约从字面上看双方对等,并有可取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的平等,更非日本政府的真情实意,而且条规本身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日本并不打算遵守。中日刚刚立约,日本政府便有异议,并以“换约”为名,更行阴谋权略,甚至无视条规,出兵侵略台湾。由此可见,1871年的中日立约,绝不是“自主缔结的平等条约”,而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出现近代侵略与压迫关系的开端。[39]

宗教信仰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刘正刚、黄建华考察了明清时期广东金华夫人神祇形象的转变,指出清初因广东人口的稀少而被赋予生育神职能的金华夫人逐渐正统化,体现出中国文化统一性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安徽史学》,2012
年第5
期)。罗士杰对于清晚期温州金钱会事件进行了新的探索,指出其实质为东南沿海“斋教”传统形成的民间组织,在晚清地方军事化的背景下造成了地方秩序的激变(《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
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徐茂明的《明清以来江南妖术恐慌的衍变及其社会根源》(《史林》,2012
年第3
期)指出引发江南妖术恐慌的原因,既有该地区“信鬼神”的风俗背景,又和累积的社会危机、突发性的自然灾变相关,而政府的应对态度往往影响了事件的最后走向。

历经40年,民国政治史研究已从当初如履薄冰的“险学”发展成为“显学”。36卷本《中华民国史》整体出版体现了致力于民国史研究的几代学人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随着民国政治核心人物日记与档案资料的开放,以政治人物与事件为重心的传统政治史重新焕发青春;同时,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跨学科成果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1871年琉球漂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之事,属中琉两国民间刑事案件,与日本无涉。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以此次机会”达到“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和所谓“开启朝鲜自新门户”的目的,于1874年借故出兵台湾,并强行勒索50万两白银,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
[40]张振鹍认为,1874年日本侵台之役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战。这一次日本的挑战是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以国家的力量贯彻的,所以具有空前严重的含义,不仅在台湾、而且对中国东南海疆造成一场大危机。中国对日本的挑战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并在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自己的立场。日本的入侵以倡言台湾东部为“无主之地”始,却不得不以承认中国为该地主人终。从此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更加确定,日本再也不能否定中国在台湾全岛或其部分地区的主权,任何分离台湾之论都只能为世人所不齿。[41]

医疗史的视角常常引出对社会研究的独特关怀。余新忠的《复杂性与现代性:
晚清检疫机制引建中的社会反应》(《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2
期)考察了晚清西方检疫机制引进中国之时,社会各界(朝廷官府、士绅精英、普通民众)的不同反应,认为其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健康和进步,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文明的名义下被剥夺的事实。胡成的《西洋医生与华人医药──以在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为中心(1825—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3
卷第3
号)一文认为西洋外来医生在行医、传教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西方医疗经验的输入,也参考和援借当地华人的医疗经验,促成“中西两种不同医疗文化体系之间的选择、转移、沟通与合作”。中西医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迄今仍然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有关清代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胡成外,还有张宗鑫的《明清之际中医西传简论》(《明清论丛》第12
辑)。而周新顺的《晚清政论中的“病国”隐喻与中医思维》(《山东大学学报》,2012
年第4
期)更是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描述了在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晚清报章政论文中,把晚清中国比作一个“病人”,并以中医诊断方式来观察和分析其病情成为一种流行言论的历史现象。

对于民初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更加关注转型期政治规范的确立,同时开始关注地方的政治博弈。民初政党试验是中国政党成长的原点,王建华《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1912年至1913年间合法政党的生成与实践为线索,分析了政党应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困境及其对制度成长的影响。熊秋良《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主要以第一、二届国会选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选举思想的演进、二次国会选举的法律文本的解读、选举动员与民众的参与、投票行为、选举舞弊现象、选举诉讼、政党与选举的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国人选举观念的嬗变,并对中国近代早期选举制度进行了反思。

[1]赵虎.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清史研
究,2017(1):66-76.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时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接掌管大清对外通商、外交、海防事务以来,面临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考验。李鸿章自始至终发挥着核心决策的作用,他的许多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及其进程。邵建东认为,贯穿李鸿章处理台事始终的,是他的和局外交和实力外交思想。首先,李鸿章主张力保和局,反对遽成战局。其次,李鸿章在台事期间提出力保和局而“阴为战备”的实力外交思想。[42]林庆元考察了沈葆桢在日本侵台期间的活动,认为沈葆桢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沈葆桢分析局势,确定备战方针,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提出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并采取了“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在总理衙门同日本的交涉中沈葆桢则坚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正确方针。[43]

环境史及其相关的生态史、灾害史研究在2012
年持续成为热点。赵珍的《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通过对清代东北围场资源利用和环境变迁的考察,揭示了其背后的生态系统、资源、景观、行政管理、制度的利益博弈,环环相扣,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夏明方的《近世棘途:
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10
月)一书作为其十余年来围绕明清中国自然灾害的论文合集,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经济演进史,提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依存、特定情境下可以相互促进发展的观点。朱浒的《民胞物与:
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年6
月)选取了“丁戊奇荒”、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等一系列构成近代义赈发展过程中极具阶段性意义的事件进行描写,从灾害史的角度审视了晚清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本年度还有一部以“丁戊奇荒”为主题的研究论著面世,郝平在《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更加细致地刻画了大灾面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民间绅商、外国传教士、各种社会力量的救济行为、心态及其效果。

刘宗灵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中心分析了当时江西政治舞台各方的利益博弈。指出,以前多将此事件放在反袁“二次革命”序列中来认知,但事实上,无论是关于军民分治之争,还是关于民政长简任或民选之争,都潜伏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争斗。何文平通过分析民国初年广东地方精英对广东军政府社会改造的抵制,指出地方精英的抵制并非完全出于知识新旧之争,实则是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革命党人防范“旧”精英,排挤新知识阶层,使变革缺少社会基础,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2]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近代史学刊,2017(1):76-98.

(2)中日琉球交涉

水利史的研究,有张俊峰的《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一书,充分挖掘明清以来洪洞地区的民间水利碑刻和地方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提出“泉域社会”的概念。谢湜的《16
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一文分析了16
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总体环境和基层政区格局趋向某种平衡局面的成因与发展,提出在历史时期的区域发展中,政区间经济制度和行政体制的不断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区域结构的转变是十分关键的。王建革(《清代东太湖地区的湖田与水文生态》,《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潘春辉(《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2
年第3
期)、王培华(《清代新疆的分水措施、类型及其特点》,《中国农史》2012
年第3 期)则分别研究了我国江南和西北地区的水利区域发展。

对于北洋政府的研究也更为客观。杨天宏对善后会议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善后会议并不是旨在对抗国民会议而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而是企图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尝试。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但是,善后会议的人员构成及企图由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的做法,激起国民党方面的抵制,同时参会的地方实力派目的各不相同,通过会议实现“和平统一”只能是空想。

[3]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西北大学 学报,2017(3):166-172.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入侵台湾,1875年阻止琉球对中国朝贡,以期切断中琉关系、强行占有琉球。由是产生了晚清中日之间的“琉球问题”。米庆余对晚清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首位驻日公使何如璋到任伊始就展开了对琉球问题的研究与交涉,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但没有被清政府采纳。而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一意孤行,废琉置县。此后虽经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中日双方重新就琉球问题谈判,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中日琉球问题被搁置。[44]戴东阳对何如璋与日本关于琉球的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琉案作了不少努力。[45]
戴东阳还考察了驻日使臣黎庶昌在甲申事变前后的琉球策略,认为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琉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琉案交涉,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
[46]戚其章则考察了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认为李鸿章虽在琉案发生之初持消极态度,但后来他坚持“兴灭继绝,护持弱小”的原则,否定日本灭亡琉球的两分办法,提出“存琉球”案以复国的两分琉球主张,并反对总理衙门与日使草签《琉球条约》、《配加条款》是应当肯定的。
[47]

七、文化史

北洋时期军人干政已成常态,但内阁作为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仍是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鲁卫东对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指出地域、同学、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由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谭群玉则对南方军政府作出颇具新意的研究。以往通常把护法军政府改组及孙中山大元帅职位被取消,看作西南武力派压迫并战胜护法国会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护法国会内部、武力派内部及国会与武力派的不同派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貌似弱势的国会议员有可能利用各种矛盾,推动自己的主张。将西南武力派纳入军政府,将西南统一机构的建立和选举纳入法律轨道,恰恰是军政府改组的成功之处。

[4]李俊领.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
应[J].近代史研究,2017(3):28-45. [

中日朝鲜之争

2012
年的思想文化史领域取得的成绩,首先是陈祖武先生的《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3
月)一书的出版。本书将有清一代的学术演进分为清初学术、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三个阶段,以学术史结合社会史的治学方法,把握了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戴景贤的《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年7
月)一书则侧重厘清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脉络,并且对于中国进入“早期近代”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断代划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徐雁平在《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
年9
月)一书中,将对清代文学史的关注视角放在文学世家的形成上,通过对家族个案的研究,展现了清代文学史由具体的人物和活动方式能动结合的原生态。房德邻在《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
期)中就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转变过程中受到廖平的影响程度及其他因素进行了讨论。吴岩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重新解读了梁启超在著述《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到改名为《清代学术概论》之间的时事与思想动态(《史林》,2012
年第1
期)。周祥森、谢想云在《中国生存论史学的现代转化——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暨纪念〈新史学〉发表110周年》(《史学月刊》,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是以倒置或价值逆反的方式展开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批判的。刘珊珊(《清末梁启超“国家”概念的演变》,
《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袁咏红(《梁启超思想的自由主义色彩》,《史林》,2012 年第11
期)则分别撰文探讨了梁启超的“国家”概念和自由主义色彩。陈学然在《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
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3
期)中重新讨论了章太炎对于古史辨运动受到日本疑古余绪影响的而进行的批判,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史辨运动的产生背景及章太炎思想均有所助益。对清代学术的个案研究,还有谷敏的《天一阁藏黄宗羲〈明文案〉再探》(《清史论丛》2012
年号)、徐道彬的《戴震礼学思想及其学术史意义》(《清史论丛》2012
年号)和张凯的《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

1931年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汤山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内宁、粤两派势力的激烈对峙。金以林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将众多当事人秘藏数十年的日记、秘密往来文电,与早先公开发表的派系论战文字和事后忆述资料相互印证,使得长期以来许多真假难辨的传闻得以澄清,史实得以相当清晰地呈现出来,可称探究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内幕的力作。刘大禹认为,1930年代初期的宁粤对峙与和解不仅是个人权力之争与派系政治之争,也体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之争,同时与制度变迁存在关联。粤方试图回归以党权控制军权的制衡模式。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作出和解举动,蒋介石放弃集大权于一身的愿望,同时国民政府实施责任内阁制,集权于党,军权与党权、行政权分离,国家政治局面趋于稳定。

5]彭雪芹.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2017(6):135-144.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郭海燕认为,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暗地里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48]郭海燕还认为,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此后,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49]

有关清代的典籍研究,2012
年有蒋寅的《清代诗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4
月)对整个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进行了论述,以细致梳理诗学文献为基础,展现了丰富的清代诗学理论内涵。朱则杰的《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一书涵盖范围广泛,几乎对现有的清代诗歌研究都进行了考察订正,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清代诗歌研究的总结之作。李小荣《闺阁与重塑:
三百年中国女性诗歌的传统与嬗变,1650—1920》(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09)在梳理了清代女性闺阁诗歌的演变后,十分有力地论证了明清女性文学是怎样与当时社会的文学权力结构相联系并对其进行挑战的。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的《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马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1
月)被认为是西方学界迄今对明清宝卷这一宗教文献形式最详尽的研究。何诗海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清人的文章总集进行了研究,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构建的文体三级分类体系是在西学传入的背景下产生的,“既是传统文体分类学的终结,又意味着近现代文体分类学的开端”(《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1 期)。

近年来,蒋介石的历史形象由过去的神、鬼两极化脸谱,逐渐向“凡人”形象演化。蒋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集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共同探讨蒋氏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爱情、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深度解析蒋的为人处世与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6]赵卫宾.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1):110-117.

2.甲午战争前的中朝关系

文化的译介与传播。德国学者郎宓榭(Michael
Lackner)等编著的《新词语新概念:
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7
月)论文集收录了对晚清中国多个学术领域学术译介的研究,分为“作为词汇交流媒介的汉语”、“政治术语的输入”、“关于对应词的商讨”、“对新词汇新概念的使用”、“科学术语命名方法”、“语法”六个主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主编的《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6
月)论文集同样也涉及到清末西学译介的各种主题的研究。邹振环在《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与传播》(《史林》,2012
年第3
期)一文中以独到的视角切取清末立宪实践中的一个断面,提出张謇译介的《日本议会史》和《英国国会史》为国人提供了客观认识两种不同宪政模式的机会,构成了清末对宪政思想相对完整的社会思想结构。对于清末报纸等新式大众媒体的产生与作用,研究者们一向给予极大的关注,卢宁的《早期<
申报> 与晚清政府:
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年9
月)对《申报》进行了个案研究,展现了《申报》对于社会案件的轰动报道引起的社会、政府反应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Juan
Wang 的《嬉笑怒骂: 1897—1911 年的上海小报》(Merry Laughter and Angry
Curses: The Shanghai Tabloid Press,1897-191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12-10)关注的是清末上海一种极为民间化的新闻媒体——小报,认为这些小报的编辑者们以或幽默或讽刺的方式表达了普通大众的声音,动摇了清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为新的民族国家的肇建进行了思想准备。崔波的《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8
月)以“空间”作为线索来考察清末媒介与地域秩序间的关系,以岭南、北京、上海、东京等地作为个案,兼及乡村—城市、北方—南方的多元视角,时有新见出于行文间。程丽红的《社会思潮与媒介嬗变——清末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年第5
期)一文认为晚清的商业报刊、戊戌时期的政论报刊以及启蒙运动中的白话报、阅报社、讲报处与演说,皆与时代思潮相扶相长,经济并不是其间唯一动因,社会思潮有时会推动媒介的跨越式发展。

长期以来,民国政治史主要以统治阶级为研究对象,与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区隔日深。近些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打通这两个领域,拓宽视野,兼采优长,取得不俗成果。杨奎松指出: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并非“一石二鸟之策”,而是在非常被动情况下的无奈举措。中共应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针对所谓蒋介石的“激将法”,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所致。邓野依据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日记,深入分析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所引发的阎锡山与中共军队、中央军、华北日军、陕西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宋哲元部队等五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黄道炫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

[7]崔志海. 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J].
历史研究, 2017(6):92-108.

甲午战争前,中朝两国一直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陈伟芳认为,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但是时势不容许中国传统的朝鲜政策原封不动,不加改变。对朝鲜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时,李鸿章对日外交是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野心暴露,这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1876年江华条约的签订,到1879年琉球问题的刺激,是李鸿章新政策(“牵制政策”)的酝酿时期。到了1880年冬天中俄因伊利问题争持不决,俄国兵舰和陆军集结黑龙江、海参崴一带。俄国的行动颇引起朝鲜与中国的忧惧。这时候,英、美等国也在夸大俄国军事行动的威胁,企图借此插足朝鲜。清政府于是令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洋结约事宜。而朝鲜政府在时事迫促下,也表示愿与西洋各国订约通商。所谓“牵制政策”开始实现。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朝鲜先后同美、英、德等国签订条约,而朝鲜国王亦按例在约外先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50]

有关清代科举、教育的研究,张振国《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史学月刊》,2012年第10
期)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折资料,考察了清代举人大挑的频率,修正了学界以往认为大挑六年一次的固有说法,认为其是具有相当的制度弹性的。谢海涛、徐建国的《清代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考论》(《史林》2012
年第5
期)对清代不同时期的八旗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进行了考订,认为从录取数量上来看,清朝是把八旗当做一个省级科举单位来分配名额的。马镛的《清代科举的官卷制度》(《历史档案》2012
年第3
期)梳理了清代的官卷制度,认为其在维持清代科场秩序和公平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白亚仁(Alian
H
Barr)在新史料《吴兴大事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清初顺治年间的丁酉顺天科场案,认为顺治皇帝的主要意图在于整治明末士风给科场带来的积弊,并非蓄意打压南方知识分子和士绅的行为(《从〈吴兴大事记〉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清史论丛》2012
年)。

国民党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方式体现了其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研究这类问题,颇具新意。比如,1927—1928年间标榜民众革命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商民运动,起初试图以中小商人组织的商民协会改造并取代由大商人组成的商会,朱英对这一曲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中央政策影响到地方政治。北平市党部领导的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商会则与地方军政当局关系密切。齐春风研究了1928—19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认为这一个案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造。关于劳资关系,田彤指出,南京政府意图用“劳资合作”的方式消弭阶级斗争,把帝国主义视为国内劳资矛盾的根本原因,把劳资纠纷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阶级基础,既不能获得劳工阶层的认同,资产阶级也因其“节制资本”的政策而心有疑虑。与此同时,左翼力量不断宣传“阶级斗争”的理念,劳资矛盾严酷的现实与国民党空洞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将工人群体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8]杨念群.痛打“时文鬼冶———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
[J].清史研究,2017(1):1-32.

但是随着“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发生,中朝关系逐渐恶化。张礼恒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朝鲜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2年7月23日,“壬午兵变”发生,就中国而言,这次兵变促使清政府为抵制日本在朝鲜势力的扩张,改变了对朝内政外交,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甲申政变”后,朝鲜的局势急剧恶化。1884年11月13日,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赴朝上任,袁世凯的莅任,激化了中朝矛盾,加速了朝鲜背清。从1885年袁世凯经管朝鲜事宜到甲午战争爆发,表面上看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进一步巩固,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由于袁世凯“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致使中朝间的裂痕增大,矛盾日趋明朗。居心叵测的东西方列强乘机挑拨离间,以“独立”、“自主”相诱劝。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已是十分艰难。[51]

除了科举教育以外,对清代政治文化的研究,2012
年较多的集中在对“礼”和政治秩序的关系上。林存阳的《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及践履》(《清史论丛》2012
年号)分析了清代基层社会对礼的诉求与践行,认为其现实运作中不免被权力所利用,但仍然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邱源媛的《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3
月)一书详述了满洲统治者从入关前至乾隆时期的礼乐制作情况,认为其间有对明制的模仿,也有意识的对满洲旧制进行改造而使之庙堂化、正统化,尤其是“乐”的部分加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使之成为一种多元性的礼乐。美国学者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的新书《绘制中国与管理世界:帝国晚期的文化、制图与宇宙观》(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 Culture,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Routledge,2012-11)中对《易经》及清代的“礼”的仪式、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传播进行了研究,认为儒家经典和史学规范着过去,“礼”规范着现在,而《易经》相关的占卜规范着未来。赖毓芝的《图像帝国:
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
期)考察了乾隆时期《职贡图》绘制的庞大工程,指出《职贡图》呈现了由中心到边缘、以地理为顺序安排的帝国图像,而通过分送此图像给来朝使节这一行为,乾隆帝不但赋予来朝各国一个帝国的集体意识,且定义个别成员于帝国中的位置。

南京政府初期的反迷信运动也反映出同样的结构性党、政机构冲突。付海晏对1929年北平党部抢占铁山寺改为学校造成的庙产纠纷一案进行了分析,指出这固然继承了晚清以来激进派一以贯之的“庙产兴学”主张,更体现了南京政府初期政府和地方党部的不同政治意图,前者试图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国家的框架内管理宗教,而后者则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以“反迷信”为理由压制宗教。沙青青通过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的个案研究也说明了国民党基层党、政机构的权力机制和结构性冲突。国民党基层党部发动的这场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活动,含有与代表既有政治势力的县政府争夺权力资源的意图。基层党部脱离民意基础,受到民众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民党政权社会动员的无力和无效。

[9]关晓红. 清代取士选官辨异[J].
学术研究, 2017 (11):111-121.

3.甲午战争前后列强的调停与干涉

2012
年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新成果,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众多的清史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些低层次重复劳动的平庸作品。从研究的领域看,在清代军事史、清代思想史、清代农村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相对寂静。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提升,深入发掘,齐心协力,把清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佟德元分析了东北易职后东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之间围绕人事权、财权、铁路管理权和华北军权等问题的博弈。他指出:以中原大战为转折点,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空间急剧膨胀,其实际控制力和影响力扩展到华北四省,这对民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罗敏考察了蒋介石1936年解决与中央对立的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过程,指出:蒋所运用的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离间分化与策反收买,对桂则恩威并施,在优势武力的震慑下,以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双方的和解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统一,并未如论者所谓从此奠定了双方合作基础。

[10]孟义昭.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考论[J].史林,2017(3):59-66.

(1)英国与甲午战争

[1]李庆英: 《应科学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论》,《历史教学》 2012 年第5
期; 郭世佑: 《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民权政治的艰难》,《史学月刊》2012
年第1 期; 王春林: 《爱国与保身:
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清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 关晓红: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
杨栋梁、王美平: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对华认知与行动》,《历史教学》 2012 年第3
期。

研究者在引入人类学和新文化史方法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努力。陈蕴茜研究国民党如何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为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由此来达到加强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他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这一崇拜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

[11]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J].史学月
刊,2017(10):29-40.

英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外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中“大体上都同情中国,对日本缺乏好感”,“它反对对中国的任何瓜分、或者把中国的任何大块领土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它一直带头帮助中国”,英国是中国的“朋友”、“保护者”等等。对此,叶昌纲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甲午战争前,英国在远东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日本在中、朝两国发展势力,并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以维持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优势。英国为实现其远东策略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同意修改英日不平等条约。由于英日修约,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迅速爆发。甲午战争爆发后,英国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从战争一开始,就袒护日本。随着日本在平壤、黄海等战役中的胜利,英国对日本的支持,也更为明显。英国不仅欢呼和赞扬日本的“胜利”,视日本为英国的天然同盟者,甚至公然唆使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英国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决不是充当一个站在“舞台之外”的“热心的看客”,而是扮演着一个支持日本的角色。[52]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高鸿志,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英国始终推行纵容日本侵华的政策。他对英国这一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着重指出英国推行这一政策,目的在于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维护并扩大英国在华权益,《马关条约》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其次就是英国。
[53]王银春也认为在远东势力最大的英国,在中日战争的幕启幕落中,从不希望战争爆发到调处中日矛盾、再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实际支持者,充分暴露了其远东政策的虚伪性和狡猾性。英国的远东政策是成功的,但它的成功恰恰成为英国助纣为虐的一个佐证。[54]

[2]骆宝善、刘路生: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 年第3 期;
马忠文: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2 期; 张仲民:
《梁启超的一篇佚文——辛亥前梁启超同袁世凯关系之一例》,《史林》2012 年第4
期。

对于历史阐释的话语权,研究者从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发展的视角进行了考察。这方面,有关“辛亥记忆”的成果尤为丰富。刘伟等著《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朱英等著《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陈蕴茜等著《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何卓恩等著《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对民国以来各政府、各党派、各社会阶层及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诠释,以及铸造历史记忆的各种形式作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考察。

[12]顾建娣.晚清的旗人书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17(4):32-37.

(2)美国与甲午战争

对“革命”话语的强调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王奇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争。北伐期间,武汉国民政府制订了《反革命罪条例》,以“反革命”罪名起诉北军被俘将领,这是近代史上“反革命”首次被写入刑法。他进一步分析了“反革命罪”从苏俄缘起、通过左翼知识分子和俄国顾问进入中国政治话语的脉络,以及“反革命罪”在使用过程中的任意专断性。

[13]倪玉平.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
的财政与社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卿汝楫认为甲午战争的全部经过和美国利用日本人打中国人分不开的,也可以说这个战争是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着实现美国侵略朝鲜的目的。第二,美国梦想实现其以独占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殖民帝国。
[55]孙克复也认为,借重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开辟道路,是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政策。为此目的,美帝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施展了狡猾的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从事军事、政治、外交、舆论等各方面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行动。另一方面,却又挂起虚伪的“中立”招牌,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用“友谊”、“关怀”的谎言愚弄清政府,骗取中国的信任。美帝国主义这种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的战争恐吓和“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是交互使用,互为补充的。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期间,清政府为寻求和平解决中日争端,曾多次呼吁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出面调停。但当时由于日本还未取得美国政府认为满意的胜利。美国“借战祸而得实益”的机会还不成熟。各国共同干涉又不能达到美国包办调停、从中渔利的目的。这时,美国不需要和平,需要的是支持日本扩大战争。因之,它不仅悍然拒绝了中国的呼吁和请求,还坚决反对别国调停干涉。甚至进行赤裸裸地战争叫嚣。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威胁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各国干涉的迹象明显了。日本的兵源、军费、财政的困难出现了。战争继续下去对日美侵略者显然不利了。这时,美国才出面“调停”,以使用“和平”手段,帮助日本,实现用战争手段所不能实现的侵略目的。
[56]

四、中国革命史

[14]廖文辉.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J].近代史研究,2017(1):139-156.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崔志海认为,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57]

2009—2011年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既在实证研究上多有进展,同时,革命史研究与社会经济研究的结合也在进一步展开。

[15]王静雅.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J].近
代史研究,2017(4):153-159.

(3)俄国与甲午战争

杨天宏考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身份认同问题的由来及国共双方对策。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两党矛盾日渐激化。共产国际既命令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又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政治及组织独立性,这种内含矛盾且极具操作难度的决策,是两党关系最终破裂的因素之一。

[16]刘增合.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J].
近代史研究,2017(2):84-99.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远东形式十分复杂,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而当时中国还在朝鲜维持着不平等的封建关系。对于沙俄来说,为了侵占朝鲜,必须首先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因此,在朝鲜问题上,沙俄明明知道日本对朝鲜怀有“扩张的意图”,但仍然作出了“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决定,以便在侵略东方的过程中,“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除了它本身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之外,同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对它的暗中纵容是分不开的。米庆余认为,正是那个声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沙俄政府,在暗中赞助日本的侵略行动;正是那个口称“缓和”中日争端的沙俄政府,在背后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从而加剧了中日两国的对立。
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进行了十分隐蔽而又十分阴险的活动。它利用日本,扩大了它在东北的侵略势力。[58]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形态有着怎样的设计和预期?于化民依据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论著对此作了系统梳理,指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根本原则,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总体方向和长远目标。虽然他们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但由他们确立的观察国家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们提出的全新的国家理念,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和解决国家问题的进程。

[17]洪均.财政变局、省区博弈与晚清国家治理能力———
以咸同年间湖南盐政为中心[J]. 江汉论坛, 2017 (11):105-111.

王少普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朝的侵略战争,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组成部分。沙俄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对中、朝人民犯下严重的侵略罪行。19世纪80-90年代,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移向远东,沙俄当时把英国当作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所以沙俄极力拉拢日本,图谋利用日本排挤清政府和英国在朝鲜势力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甲午战争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互通情报。这对日本侵略中朝的阴谋必然发生助长作用。甲午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执行的是坐山观虎斗的不干涉政策,是以前对日纵容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目的在于获取更大利益。但是随着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相继占领大连、旅顺,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正在逸出其许可范围,日俄矛盾开始上升。沙俄为诱使中国在其允许范围内与日本达成和议,积极配合了日本的逼降活动。但是当沙俄得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括割取辽东半岛,便纠集法、德共同干涉日本还辽。通过三国干涉还辽,沙俄取得了在远东扩张的有利条件。狡诈毒辣的老沙皇纵容日本政府挑起侵略战争,给中、朝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它则利用这场战争,猎取了久已垂涎的扩张目标。[59]

既有的革命史叙述中,虞洽卿一贯被看做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冯筱才通过考察1926—1927年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动向,研究了商人主动参与政治等问题。他指出,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中共弹性运用了“阶级分析”来解释其利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18]倪玉平.马新贻与两淮盐政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
2017(4):82-87.

但是王魁喜对于米庆余和王少普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王魁喜认为,早在甲午战前日、俄出于争夺朝鲜和中国存在利害冲突和矛盾,即都想称霸远东,只是这种矛盾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对抗的程度。日本军国主义者预感到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对它推行大陆政策的严重障碍,因此它抓住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立即威胁它的时机,发动了侵略战争,俄国统治者也明确意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针对”俄国远东政策的一面。那么俄国何以在日本发动战争之前及战争时期,对日本采取“支持”和“纵容”以及“不干涉政策”呢?这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形势以及当时俄国在远东所处的地位。俄国在当时主要想争取建成西伯利亚铁路的时间,同时使日本的侵略势力不至严重威胁俄国既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俄国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由战前的“支持”到“纵容”和战争爆发后的采取“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使俄国对在远东占优势地位的英国的态度不能忽视。因此,甲午战争从国际背景上说是在英俄矛盾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了这种矛盾,取得英、美的支持而发动的。也是沙皇俄国在远东实力不足,不能进行单独干涉的原因之一。此外,沙皇俄国妄图乘机改变中俄边界,夺取中国领土。俄国需要的是“衰弱的中国”,日本打败中国,中国更加衰弱,这就便利俄国乘机掠夺中国的领土。当日本的侵略势力达到东北大陆的南部,俄国认为它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他就不惜采取联合法、德对日进行武力为后盾的干涉了。它把日本赶出辽东半岛,留给它以后自己侵略,同时以干涉日本“还辽”,索取报酬,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很多特权,其中之一就是取得西伯利亚铁路阿穆尔段通过我国东北北部修筑直达海参崴的特权。[60]

张宏卿、肖文燕对1927年国共分途之后的革命起源作了分析,认为在当时革命处于危机的背景下,一批中小知识分子把诞生于城市的革命引向“乡下”,开启了革命的新路径。中央苏区区域社会革命的产生,有赖于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努力,而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转入乡村得益于他们这样一些特质:地方性素质是其从未中断过的乡村“脐带”,外部活动是其革命思想产生的“催化剂”,革命的职业化、基层化是其获得民众认同的最佳路径。何友良对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指出在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清一色的阶级政策下,地方领导群体在土地分配、阶级路线和发展目标等核心问题上,其自身特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及行事方式必将遭遇困境和挑战。他们在革命源起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方文化、社会条件等优势逐渐失去功用,一些人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地方领导者的境遇说明,革命是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人们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找到合适的道路。

[19]任智勇. 从榷税到夷税:1843—1854
年粤海关体制 [J].历史研究,2017(4):62-78.

对米庆余和王少普所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和战争初期沙皇俄国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的还有刘恩格。刘恩格认为,战前,自日本派兵朝鲜之后,在中日朝三方交涉撤兵朝鲜的每一关键时刻,俄国政府对日本侵略军驻在朝鲜,始终表现出“抵制”、“干涉”乃至“反对”的态度,并一再敦促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希望双方停止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后期又公然联合法、德两国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61]

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张玮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借贷关系,指出晋西北的减息并非一帆风顺,债权人与负债人围绕减息交息展开激烈斗争,借贷关系则因双方利益争夺及中共限制或取缔高利贷政策陷于停滞。中共为活跃农村金融,创设农民之间互助借贷,“互借”部分解决了农民生活及经济建设困难。中共又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举办政策性优惠农贷,建立促进农民借贷的合作社,以此作为活跃乡村借贷和通融农业资金的主要手段。王士花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从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过程考察中共动员农民的策略方针、方式、步骤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民众动员的程度与各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成果的相互作用。她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与群众运动相辅相成,二者互为促进,相互影响。

[20]吴佩林.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冶
的文书制 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7 (5):68-88.

但是对于刘恩格的观点,梁景和与米庆余也进行了商榷。梁景和认为,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俄国政府中有些高级官员曾经主张过“调停”,希望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而且俄国政府也断定如果中日发生战争,是对俄国不利的。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交战,无论何方取胜都要控制朝鲜,这对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及政策都是无益的。所以在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并可能导致战争之时,俄国政府确曾主张过调停。战争爆发后,俄国政府又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调停”一变而为“旁观”了。可是这种平衡状态一旦将被打破,俄国政府就绝不会继续保持沉默,就绝不会容忍局势的继续发展。日本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后,俄国政府感到这对自己是个威胁,故从“旁观”之立场一转,又开始活动来促使双方的和谈,以阻止日本在战争取得全胜。后来战争局势超越了俄国政府的希望,俄国政府于是决定,除了加强其太平洋舰队以威胁日本之外,还拉拢法国等共同压迫日本,要求日本在未来的中日谈判中不得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
[62]米庆余强调指出,1888年5月8日沙俄远东“特别会议”的核心和归宿就是所谓“我们应采取哪一些措施去反对中国人对朝鲜的计谋”,它表明当时的沙皇俄国不仅把朝鲜作为远东政策的焦点,而且企图利用日本来达到自身的政策目的。时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沙俄政府贯彻执行的,依然是1888年的决策,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沙俄政府及其驻外使节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倾向,即沙俄偏袒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沙俄与甲午战争有着难逃其咎的密切关系。时至甲午战争后期,中日战争的结局业已明朗,日俄之间的矛盾关系失去了共同性的中间环节,从而使沙俄改变了对日政策。[63]

中共历史上每一次政治运动在农村的推行,往往都伴随着工作队下乡。李里峰探讨了华北土改运动中工作队的角色特征、权力属性及其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将其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与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基层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资源汲取、乡村治理的目标,但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21]吴佩林,吴东.清代州县司法中的“遵用状式冶研究
[J].苏州大学学报,2017(3):46-55.

(4)法国与甲午战争

解放区的土改政策经历了“温和—激进—纠偏”反复调整的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复是共产党的“政治谋略”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采取的。张树焕通过考察当时中国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中央所在地与地方根据地客观状况的不同、动员群众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等情况,指出土地改革政策反复调整的原因比较复杂。将南方土地分布状况作为北方土改的理论依据,导致了中共中央土改由温和日益走向激进;而北方许多地方土地分布较均衡的客观现实,又促使中共中央对激进的土改行为进行纠正。

[22]张世慧.走出“细故冶: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
律调整[J].近代史研究,2017(2):69-83.

法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虽一再宣称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表面上持观望态度,但实际上,法国从一开始就将中日战争视为巩固法俄同盟和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天赐良机,乐见中日开战,并始终与俄国保持一致立场,抵制英国在调停中扮演主导角色。葛夫平认为,在战争胜败趋于明朗和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法国从观望走向干涉,先后积极参加俄、英、法和俄、法、德三国干涉行动,并希望阻止日本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维护欧洲整体利益和巩固法俄同盟,防止日本取代欧洲主宰中国,同时从中国索取回报。在还辽条件谈判过程中,法国捐弃与宿敌德国的矛盾,尽力调解德、俄分歧,维持三国的共同行动,并主张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满足日、俄两方的要求,以促使辽东问题尽快解决。[64]

1946年7月的“安平事件”,是中共军队与美军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杨奎松指出,这次冲突正值马歇尔调处遭遇困难之际,必须求得国共双方配合的马歇尔,被迫对这一造成美军十余名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处理方法。但是,美国政府随后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向国民政府转售战时剩余物资,加速了国共关系的破裂。安平事件的调查工作也因此备受影响,最终美、国、共各执一词,事实真相反而被遮蔽。“临清事件”是1948年10月华北解放区因公营商店抢购棉花导致的一次涨价风潮。刘一皋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研究,认为:在事件中,基层干部、中层领导乃至最高层决策者,都需要在现实客观条件和方针政策导向之间进行判断与选择,要从认识上达到两者平衡相当困难。对临清事件的认识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历史真实,强调在新国家中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和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的危险性,成为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认识发展的公开表述。

[23]邱志红.姚荣泽案再认识———兼论孙中山的司法思
想[C]//赵国辉.交涉中的“西法东渐冶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263-282.

(5)三国干涉还辽

张永以诉苦会为中心考察解放战争中新式整军运动的开展和效果,认为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大批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有效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新式整军运动大致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群众心理的有组织的爆发。

[24]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J].中
山大学学报,2017(3):93-102.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急于扩张远东势力的俄、德两国感到机会到来,便一变观望的态度而为积极的行动,并将法国拉到一起,结成同盟,联合干涉还辽。戚其章认为,在这次联合行动中,德国起了倡导作用。面对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干涉,日本决定采取反干涉的措施,一方面离间瓦解三国同盟,一面极力拉拢英、美、意三国,以便组织反干涉的联合阵线,以对抗三国同盟。但都没有成功,只得提出以退为进的方案,同意接受三国之忠告,放弃辽东之永久占领。但是日本对中国却一步不让,并借此向中国勒索一笔巨额赎金。[65]孔刚认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与德国的欧洲政策密切相关。
[66]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以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为切入点,呈现了苏维埃运动由盛而衰巨大转折阶段的历史面貌。针对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该书全面分析了土地革命的源流和赣南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多重因素,阐述了资源陷阱下中共应对的进退失据,探讨了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制约。

[25]王雁.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
司官唐烜为中心[J].清史研究,2017(3):82-93.

4.中日和谈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五、近代中外关系史

[26]田欢.晚清新疆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实践[J].广东社
会科学,2017(4):111-120.

甲午战争可以平壤、黄海两战役为分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前期的55天是中日双方一意要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阶段。后期的7个月则一方面是日本的继续进攻,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不断求和,英、美两国先后试图调停的阶段。季平子对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进行了考察,这些议和活动包括10月间英国的调停、美国的居间交换意见、德璀琳赴日求和以及张荫桓与邵友濂赴日议和。
[67]季平子还考察了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包括清廷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北京请训、清政府求助英俄、清政府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68]戚其章对于张荫桓与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一事做了详细考察,认为日本之决定破坏广岛会议,并不是不想跟中国和谈,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能够实现对中国最大限度地掠夺的和谈。[69]

1.不平等条约与外交体系

[27]王刚.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J].军事历史研究,
2017(2):55-67.

李鸿章于1895年3月14离津赴日,于19日抵达马关。3月22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首次会谈。从3月20日至24日,中日全权大臣共举行了3次谈判。在此阶段中,伊藤博文蛮横无理,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唯恐和议中断,日方终于以酷苛的条件使李鸿章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到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但是,3月24日和谈后,李鸿章在回寓途中遭到日本歹徒行刺受伤,日本被迫主动提出停战,以弥补此次恶劣事件的影响。4月1日李鸿章接到日方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包括朝鲜自主,割让辽南与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兵费库平银3亿两,开放顺天府等七处为通商口岸。李鸿章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他3项都进行了驳斥。但是日本除赔款减为2亿两外,其他3项都不让步。最后双方于4月17日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签字。5月8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互换条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70]

近代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的重要内容,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分别对条约制度、条约关系、国际公约、特权制度、领水主权、条约与贸易冲突、条约与基督教及医疗事业、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弥补了以往条约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和不足。不平等条约研究虽成果丰富,但对不平等条约的评判标准一直未有系统讨论。侯中军对此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评判标准,并得出近代中国签订了343个不平等条约的判断。

[28]吴佩林,曹婷.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
[J].安徽史学,2017(5):42-47.

李兆铭考察了科士达与《马关条约》的关系,认为科士达充任中国对日媾和谈判代表团顾问,对甲午战争最终有利于日本的结局,起了特殊的作用。
[71]张凤翔研究了李鸿章与《马关条约》的关系,认为侵略朝鲜、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是日本政府的既定国策;李鸿章奉派赴日,是清政府两次求和失败后由日本政府点名决定的;李鸿章还未出国,清政府就已被迫答应向日本政府割地赔款;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策略是正确的,谈判中的表现基本方面也是应当肯定的。因此,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不但不应当受到谴责,相反应当受到适当的肯定。
[72]

不平等条约的修订与废除问题继续为学界所关注。唐启华指出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是贯穿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致目标,北洋末期融合修约、废约之长,发展出“到期修改,期满作废”的可行策略,成为日后改订新约的重要依据。李育民考察了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尝试,认为清政府的努力最终收效甚微,其所背负的沉重传统包袱,限制了自身的思路和行为。

[29]吴佩林,白莎莎.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
[J].江汉论坛,2017(7):95-101.

4.《马关条约》虽然签订,但是清政府能否批准交换也是一个问题,翟文奇对于《马关条约》的交换始末进行了详尽考察,认为李鸿章马关归来后,在批准交换马关条约以及交割台湾过程中,为一己之私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言听计从,为了迫使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不惜用洋人压朝廷,最终使马关条约按期批准互换。[73]贾小叶则研究了各省督抚在《马关条约》交换过程中的表现。[74]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关于清朝外交体制,曹雯提出了“藩封体制”的概念,以有别于学界所普遍使用的“宗藩体制”或海外所使用的“朝贡体制”。权赫秀强调,一个外交两种体制,是晚清时期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都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过渡性现象。孙艳姝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朝间的朝贡关系并未因列强入侵和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甚至一度“回光返照”,这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孙昉认为,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

[30]李治国.
清代中后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
[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2):97-101.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三国干涉还辽成功后,法国首先以之向清政府索取“报偿”。1895年5月8日法国外长哈洛托就向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提出了订立中越界约与商约的要求。法国公使施阿兰接连到总理衙门催逼。到6月20日,施阿兰与奕劻、徐用仪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75]在法国之后,英国则于1897年2月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滇缅条约付款》和《西江通商专条》。[76]

2.晚清中外关系

[31]卢晓瑞.晚清王笃两次“谮毁冶林则徐本事考[J].西
北大学学报,2017(3):160-165.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使山东全省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紧接着俄国于1898年3月2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并于5月7日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则于7月1日与中国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得威海卫及附近海面。[77]

所谓礼仪冲突,不仅存在于中英之间。陈开科考察了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俄国来华使团。嘉庆年间,俄国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但双方文化背景有异、互知甚少,从一开始就在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

[32]王涛.天险变通途: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
水文调查[J]. 近代史研究,2017(4):24-37.

1898年4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清政府很快同意,由此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形成日本侵华的南翼。[78]

在讨论鸦片战争的起因时,吴义雄对在华西人与英国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鼓吹运用武力使中国彻底屈服,为远征军出谋划策,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最强硬的立场以攫取利益,对英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33]刘晨.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
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J].史林, 2017(3):77-97.

1898年4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正式通知总理衙门,港英当局对目前的香港疆界不满,要求扩展疆界,接着中英双方就这一问题举行谈判,参加谈判的英方代表为驻华公使窦纳乐,中方代表为总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人。6月9日中英双方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界址得到拓展。[79]

甲午战争的研究仍是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戴东阳通过对金玉均被刺前后中日两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指出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战争与金玉均被刺并无关联。刘念从认为,日本在战争发生前20年间经济增长的转型,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的培育使得日本经济成功转型,这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蒋立文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实际支出的军费总数不超过1.25亿日元,而清政府的实际支付折换成日金,却总计3.5836亿日元;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资金高达2.3336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3倍。崔志海认为,美国政府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声称中立,实际上却偏袒日本方面。

[34]祁磊.咸丰十年太平军上海战役考辨[J].历史教学
问题,2017(5):66-71.

黄廷柱研究了1895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认为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各国的赞同。[80]

戴海斌考察了庚子事变前后张之洞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多种联系,展示了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知。长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晚清的中外交涉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志勇考察了庚子事变后的中英商约谈判,指出赫德的地位明显下降,虽然他最终被派为会办,但只是一个空衔而已。

[35]庞毅.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
[J].史林,2017(2):92-101.

5.中俄密约

关于鸦片贸易问题,王宏斌指出,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方针。王宏斌还考察了英国与清末禁烟运动的关系,指出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苏智良考察了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认为该次会议公开举起禁毒旗帜,揭开了国际联合禁毒的序幕,在促进中国禁毒运动的同时,也为以后制定国际禁毒公约奠定了基础。

[36]曾志文.咸同之际清政府的兵舰外购———以总理衙
门为视角的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2): 138-147.

1896年李鸿章奉命使俄,与俄国代表罗拔诺夫、维特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81]周传儒详细考察了李鸿章使俄并与俄国签订该约的过程,条约内容,以及该约的影响,认为原约有效期15年,但由于远东局势的巨变,并由于帝俄没有遵守这个条约的精神,所以至1900年俄国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个条约就被撕毁了。在该约存在而且实际上有效的期间,前后四年中,所有条约中涉及的筑路问题、银行问题、军港问题,中国政府无不遵办。因而它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82]黄纪莲则详细考察了中俄密约的公布过程与版本问题。
[83]刘存宽也对中俄密约的签订过程和内容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中俄密约的交涉和签订过程,从头到尾都充满俄国外交的伪善、欺骗和讹诈。密约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直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尖锐。[84]谭文凤针对史学界中存在中俄密约系李鸿章主谋以及李鸿章是受贿签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是奉旨行事,不应负主要责任,而且根本不存在受贿签约的问题。[85]

3.北京政府时期中外关系

[37]周育民.也谈“嘉定之变冶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
戴海斌先生商榷[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1): 145-152.

三、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

对于外蒙古的分离运动,栾景河指出,外蒙古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苏俄因素,它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昭华指出,尽管《中俄蒙协约》使得俄国实现了其既定的方针,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但该约毕竟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也属对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

[38]司佳.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J].近
代史研究,2017(6):122-130.

清末最后十年的中外关系以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屈辱的中外《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开始,但是随着中国外交官员对西方世界以及现代外交的认识与学习,中方代表在中外交涉中也逐渐能够取得更多对中国有利的结果。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展开了交涉。张开森认为,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政策过去颇受非议,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参加出兵。侯中军对此作了考察,认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

[39]周健.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J].
近代史研究, 2017(4):38-59.

1.《辛丑条约》的签订

国民外交日益引起外交史学者的关注。周斌专著系统论述了20年代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40]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冶与李鸿章
之洋务事业的顿挫[J]. 近代史研究, 2017(4): 60-77.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与光绪帝西逃,并任命李鸿章与奕劻为代表同各国议和。10月4日法国照会各国政府,提出6项要求,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基础,后来以此为基础,各国公使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议和大纲》12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1901年9月7日,11国公使与奕劻、李鸿章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个空前屈辱的条约除正约12款外,还有19个附件。《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一、勒索巨额赔款。中国向各国赔款银4亿5千万两,分30年还清,年息4厘。二、拆毁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三、胁逼清政府承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四、设立外务部。五、修订新的商约。[86]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首次系统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对认识那一时期的中法关系史提供了另一个有益的视角。葛夫平还撰文对中法教育基金会在退还庚款及兴学中的作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法国政府的态度进行了专题探讨。

[41]汪荣祖.高瞻远瞩者的寂寞:郭嵩焘与晚清政局[J].
史林,2017(2):86-91.

沙俄在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既争夺,又勾结,对中国实行狂妄的掠夺政策。李嘉谷认为,沙俄承认李鸿章的议和全权大臣资格,催促他尽快来北京,完全是为了利用他,以便与英、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丝毫没有一点为中国着想,对中国“友好”的影子。“和议大纲”是沙俄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华民族的产物,而在这种勾结中,沙俄是主谋者。在惩凶问题上,沙俄为了拉拢以慈禧为首的中国清政府,确实说过惩凶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和从轻的主张,沙俄这样做,正是为了容易从清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权益。因此,在赔款问题上,沙俄则没有对中国宽容,向中国提出了最多的勒索,而在赔付时间上又要求愈短愈好,并且提出了一次偿付的方案。[87]

借助于海外资料的发掘,北伐过程中一些事件的探讨也更加精细。黄岭峻通过对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传教士书信的研究,对“南京事件”做了进一步考察,得出该事件由南兵发动的论断。陈谦平以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档案和日记等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济南惨案及蒋绕道北伐的决策,认为蒋介石忍辱负重地作出绕道决策,避免了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使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取得先机。

[42]邱涛.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J].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3):44-52.

日本完全同意法国及其他列强所提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在具体方法上它先后提出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都为各国接受,主要有:一、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主张由各国自行设置其使馆卫队;二,建议不宜完全禁止能够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材;三,在惩办祸首问题上,主张“懿亲不加刑”的原则。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和约》时,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也照顾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88]

4.国民政府时期中外关系

[43]葛业文.甲午战争清朝失败的主要军事原因及现实
启示[J].军事历史,2017(5):20-24.

廖一中研究了袁世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活动,认为袁世凯主张绞杀义和团,力促西太后回鸾,并主张严惩祸首,对促进《辛丑条约》的签订起到了重要作用。[89]边文峰考察了萨道义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在取消北京会试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认为萨道义在此问题上立场强硬,但由于清廷两位官员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反对以及他为避免承担延误签约的责任,最后只好同意让步。[90]

关于中东路事件,刘显忠指出,这一事件由中苏“共管”体制的矛盾、地缘政治及中方决策失误等多种因素造成。薛衔天认为,奉苏战争造成东北军重大伤亡,张学良对北满苏联势力的完全清除是一种战略错误,给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机会。

[44]马忠文.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J].福建论坛,2017(9):60-66.

戴海斌通过考察《辛丑条约》签订过程中中外有关惩处董福祥的较量,认为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但是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北京全权、东南督抚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91]

关于九一八事变,臧运祜指出,事变后日本决策层有一个侵华国策的同化过程。虽然日本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张俊义通过对美国胡佛研究所馆藏索尔兹伯里的个人文书等档案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起初对九一八事变采取消极态度,但在看到了索尔兹伯里等人的调查报告后,对日态度始日趋强硬。鹿锡俊讨论了1935年国民政府对日、对苏政策的多重性质,认为对处于复杂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

[45]马忠文.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
遇[J].广东社会科学,2017(5):107-114.

2.商约谈判

对于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胡德坤主编的9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丛书涉及这一时期外交战略及重要双边关系,在相关领域都有所突破,进一步推进了对战时外交的研究。杨天石、侯中军编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集结了多国学者的力作,可说是代表了目前国际最新研究成果。

[46]马忠文.翁同龢书信中的“伪札冶问题[J].
东方收 藏,2017(3):69-73.

1902年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徐鼎新认为,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吕海寰、盛宣怀等人所达成的“裁厘加税”协议,不过是迎合外国资本家要求,而牺牲华商利益和本国主权的又一次丧权辱国行为
;列入商约的其他一些条款,诸如准许外国轮船行驶我国内港,开辟丰田等商埠,几乎无一不是尽力满足外国资本家的要求。[92]陈童敏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使清政府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
[93]

王建朗利用蒋介石日记重新解读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认为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蒋不仅对美国援华不力严重不满,甚至对罗斯福援华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两者之间的信任在战时已逐渐流失。吴景平进一步考察了美国对华财经援助,认为蒋介石在中美交涉中努力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他能够调动有关外交官和特使的长才与积极性,有助于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陈永祥认为,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由于个人背景的不同以及性格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在两年的共事中合作得并不默契,常常发生不愉快乃至相互拆台,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47]贾小叶.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J].湖南大学学报,
2017(6):1-9.

1903年中美签订《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崔志海认为该条约虽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为扩大美国在华投资和贸易提供了某些条约保障,但由于清政府国权意识的增强,该条约在主要方面并没有实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目标,也不一定都对中国的利益构成危害,甚至在某些方面较诸以前的不平等条约有所改善
。[94]1903年10月,中日签订《通商行船续约》,从而使日本获得扩大内港行轮权;获得版权保护;并使清政府增开商埠。[95]张振鹍认为,这些商约体现了帝国主义与清朝封建统治之间的进一步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中英、中美两个商约上。这些商约也体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东三省的扩张和争夺。这主要反映在中美、中日两个商约上。[96]

抗战时期的边疆问题日益引起学者关注。王建朗、左双文探讨了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指出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不计前嫌,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效忠中央,并陆续清除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新疆治权的收回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侯中军考察了1940年代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认为日本投降后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

[48]贾小叶.《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
[J].近代史研究,2017(6):131-138.

3.日俄战争

关于马歇尔调停,陈晖进一步作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指出马歇尔调处与苏联政策的转变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马歇尔调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支持国民党政府转变为有条件地支持中国革命。

[49]贾小叶.《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J].广东
社会科学,2017(1):126-136.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
[97]

美国的情报工作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杨奎松认为,内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情报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影响到了准确性和涵盖面,但大体上还是客观和可信的,依旧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程早霞、李晔讨论了1949年前后美国中情局间谍人员秘密潜入西藏的问题,还原了美国企图策动西藏分裂势力与新中国对抗的历史事实。

[50]贾小叶.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J].
史学月刊, 2017(6):67-78.

学界对于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中立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周载章认为,日俄战争前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已久,内政受人操纵,外交不能自主,经济濒临崩溃,军队腐败不堪,它既无力迫使沙俄军队撤出我国东北,更无力阻止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这是它采取“局外中立”方针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严守中立,以便能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维护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利益,使自己得以苟延残喘。清政府宣布中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顺从帝国主义各国主张清政府中立的意愿。[98]但是喻大华认为,上述原因属于表象,实际上在战前及战争初期,清政府中有人提出过“联日拒俄”的主张,而且清政府并没有能够恪守中立,“联日拒俄”成为伏流,一直未断,日俄两国也未履行尊重清政府中立的诺言,破坏中立的举动屡屡发生。
[99]

六、近代经济史

[51]戴海斌.《亚东时报》研究三题[J].史林,2017(1):
142-160.

王刚对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虽然声明尊重中国中立,但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则是我行我素,肆意侵犯中国中立权,即使是在外交交涉过程中,也时常以武力相威胁,但中国对日本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给予了坚决抗议,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尽力维护自身权益。
[100]崔志海对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进行了考察,认为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表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在上海虽然受到挑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贯彻,从而维护了上海的和平与安定。清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在上海外交中的因应之道,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101]

1.财政金融研究备受关注

[52]朱英,唐论.奕劻与庚辛议和[J].
史学集刊, 2017 (5):65-76.

刘永祥研究了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华谋略,认为日本宣扬“兴亚主义”、“保全中国”,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
;以各种谋略手段将中国人卷入战争,为其所用;推行欺骗外交与强权外交,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战败国。[102]廖一中则考察了袁世凯与日俄战争的关系,认为袁世凯是“中立政策”的倡导者,但是实际他更偏向日本,并乘机扩充军队。[103]

近代财政金融研究是经济史研究三年来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关于晚清财政预算制度研究,陈锋对1908年预算制度正式实施时的相关条文进行了详尽解析,重点探讨了政府的实施方针与国人对宣传的接受过程。刘增合则着重关注预算制度作为一种西式新制,如何移植、嫁接到中国旧有的财政体系中,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和引发了何种后果。倪玉平指出,“道光萧条”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嘉庆道光时期关税收入仍保持500万余两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朝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周育民依据新史料考察了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这一难题,认为1879年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1903年后突破3000万两。在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判断上,苏全有认为从实效上看,清末财政并非山穷水尽。

[53]刘强,李文儒.浅论庚子之变后的“母子一心冶[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3):128-137.

4.庚款退还

20世纪20—30年代的金融货币情况及其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燕红忠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金融的大发展主要出现在1921—1936年间,这一时期衡量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都得到了迅速提高。杜恂诚用新方法测算了19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货币化稳步增长,但没有建立约束机制,埋下了负面的种子。朱荫贵对工业化资金做了深刻的反思。他发现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相当疏离,与中国近代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之间关系不密切,某些时段甚至脱节。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工业化初期外资与中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但云妍通过对开滦煤矿的研究,认为从较长时期看,外资的作用与影响外溢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事业不无推进作用。

[54]韩策.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
期的论争[J].近代史研究,2017(2):100-113.

1909年的美国第一次退款兴学,是近代中美关系史和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认为,就退款的过程来看,此次退款主要不是清朝驻美公使梁诚运动的结果,也非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从赔款一开始就有退还的打算。将赔款用于兴学主要也是出于美方的意图
,而非出于梁诚的倡议和清政府的自愿;其中,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将退款用于兴学,一方面固然是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
,但同时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104]

金融监管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康金莉探讨了北京政府时期币制监管的主要内容及监管机构的更迭,呈现出当时人对于金融监管问题的反复探索过程。王红曼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的得失,认为国民政府实行由财政部、四联总处、中央银行等多家机构先后共同参与的多元化银行监理体制,对银行发展与经营安全进行了大规模的设计与监理,对战时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政出多门,矛盾累积下实效不足,战争后期通货膨胀日渐加剧。段艳和易棉阳则讨论了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

[55]张海荣.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J].
近代史研究,2017(3):46-61.

5.有关禁烟的中外交涉

2.GDP研究成热点

[56]彭剑.1904年张謇推动清廷立宪的努力[J].广东社
会科学,2017(5):115-124.

1906年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随着禁烟运动的开展,中英间展开了有关禁烟的交涉。王宏斌考察了广东禁烟运动中中英的交涉,认为在外国鸦片利益集团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对于广东推行的旨在限制鸦片销路的“牌照捐”章程横加指责,中国官员为了捍卫国家禁烟主权据理加以反驳。但是清政府外务部在英国外交官要挟下被迫接受了撤销鸦片“牌照捐”条款的无理要求。
[105]王宏斌还研究了中英《禁烟条件》的谈判过程,认为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106]

李伯重研究了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他发现,华娄地区的经济已不再是农业为主的经济,早已摆脱了糊口农业。近代早期江南经济之所以停滞落后、与近代经济发展无缘,其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味试图脱亚入欧、将自身改造为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全盘否定自身历史传统与积累所致。

[57]赵虎.
立宪先声:《会议政务章程》的出台与反响
[J].广东社会科学,2017(1):137-147.

与英国政府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却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崔志海认为,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107]

李伯重的专著引发了新一轮对于GDP研究的学术兴趣。《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织了专栏笔谈。史志宏认为,GDP研究已有相当成熟的方法和整套的指标体系,做此项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循,方法和指标不是重点,重点应该是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陈争平认为,历史越久远,收集经济统计资料的难度越大。他建议立即开展“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项目工作。刘巍指出,就近代中国GDP进行估算时,选择理论模型要注重前提假设的分析,外推数据时要注重对残差的分析,还需要用其他领域的数据做验证,这样才可能经得起学术的考验。杜恂诚、李晋则对GDP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否则,会不恰当地估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掩盖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及中国古代市场十分有限的事实。

[58]康欣平.清廷选择张荫棠查办藏事原因探微[J].西
藏大学学报,2017(1):46-51.

6.海军大臣载洵访美

3.三农研究有新意

[59]李学通.彰德秋操史实与影像补证[J].军事历史研
究,2017(2):68-73.

1910年清朝海军大臣载洵访美和1911年中美海军合作计划,是晚清海军史和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认为,这一事件具体揭示了在塔夫脱政府“金元外交”政策的指导下,美国的在华势力和影响不但在铁路和财政金融领域获得重大突破,而且也渗透到长期受欧洲和日本影响的军事领域;同时也表明随着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清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改变以往一味依赖欧洲和日本的政策,转而寻求美国的合作与支持,将美国视为依赖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当时清政府意欲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意图。
[108]

关于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对于农民离村进城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赵红军认为,农民是一个理性算计者,尽管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戴鞍钢认为这一论断与事实相距甚远,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周应堂、王思明则认为农民离村进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和经济吸引,此外又指出,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的原因应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去寻找,特别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对劳动力市场发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60]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J].历史研究,
2017(4):79-94.

7.中英西藏交涉与中俄修订《伊犁条约》

国家与农民关系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杨国安以晚清湖北樊口闸坝之争为例,指出此案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对大型水利工程的不同考量,也体现了地方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关系。作者认为国家在地方社会复杂的利益纷争中,应居于协调者的立场,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仲裁。黄正林研究了此前较少为学界关注的民国时期甘肃农家经济,指出构成甘肃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地方政府和军阀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61]马勇.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冶诸问题[J].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2017(1):46-59.

1903年冬,英国入侵我国西藏,并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清政府拒绝承认该条约,并与英方进行了交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杨铭认为在1905至1911年的数年间,英国政府乘清朝日趋腐朽、列强纷纷肆虐的机会,加紧了其分裂西藏的活动。围绕《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谈判及清军驻藏、达赖喇嘛出逃等事件的交涉,英国政府明目张胆地否定中国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由于清政府在对英交涉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基本原则,加之以张荫棠等为代表的爱国外交家的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因而使英国否定中国主权、分裂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109]苏苑研究了唐绍仪与中英西藏谈判的关系,认为《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的签订,是唐绍仪外交之功,也是中国外交的胜利。[110]

在关于民国时期农业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1930年代中国农业已经全面破产,农村经济完全崩溃;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农业生产力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李金铮通过对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指出所谓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的观点的确值得斟酌,而所谓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黄正林通过对1927—1937年河南农业发展的考察,认为从河南来看,当时中国农业的状况既不像衰退论者描述的那样悲观,也不像发展论者论证的那样乐观,但应当承认,发展是当时农业经济的总趋势。

[62]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J].历史研究,
2017(5):89-106.

樊明方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认为这次修约是根据中国要求进行的,此次修约过程中,沙俄虽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但它的主要目标不是获得新的侵略特权,而是保持旧的特权。这次修约的交涉是一次中国利用外交方式挽回已失利权的尝试。
[111]

对于农村地权的研究也有新意。首先,不同的地权类型受到研究者关注。马俊亚通过对近代徐淮海圩寨大地产的考察,对近年来出现的对中国土地集中说的质疑提出了反质疑。胡英泽研究了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认为黄河滩地属于“流动的土地”,具有类型学意义。其次,对传统土地产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曹树基等人考察了近年发现的浙江松阳石仓契约,指出土地交易并不一定是土地所有权的整体性交易,而经常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部分性交易,土地三权的分离为重新理解传统乡村的产权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框架。龙登高等人考察了近世中国地权的多重权能,认为传统地权具有多层次的权益与功能,相互关联,最基本的是耕作权,其次是土地增值权益,再次是以土地为中介的多样化交易形式具有跨期调剂的金融功能。地权形态的多层次性促进了土地的可交易性。多样化交易形式又推动了地权与生产要素的动态组合,从而提高土地产出与经济效益。

[63]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J].近代
史研究,2017(6):4-22.

四、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

此外,企业史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朱浒研究了江南绅商与洋务企业的关系,认为晚清义赈的兴起,促使江南绅商与洋务企业领导者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由此改写了此前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失败经历,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绩效。徐锋华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荣氏集团申新七厂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主动要求政府干预的案例,指出1936年国民生产达到历史顶峰,说明统制经济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申七事件无意中成为实行统制经济的导火索。虞和平则研究了抗战后国家资本的变化问题,他在核对原始数据及对大量数据进行重新组合统计的基础上,纠正一些计算错误,对国家资本的膨胀、垄断及其危害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64]桑兵.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J].社
会科学战线,2017(1):61-79.

晚清外交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在华外国人在中外交涉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人群主要包括海关洋员与传教士,而二者在晚清外交中又有着各自的特点。

七、社会文化史

[65]李细珠.再论“内外皆轻冶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
走向[J].清史研究,2017(2):9-23.

1.海关洋员与晚清外交

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兴学科,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

[66]李学峰.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冶[J].史学月刊,
2017(7):65-74.

谈到海关洋员与晚清外交,就应该首先看一下学术界对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晚清外交的研究。赫德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几乎所有重大的中外交涉,包括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112]、中英滇案交涉[113]、中法越南交涉[114]、中英缅甸交涉[115]、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的签订[116]、中英西藏交涉[117]、英德借款及续借款[118]、庚辛议和[119]、中葡澳门交涉[120]以及中英商约谈判[121]等。陈诗启认为,甲午战争前赫德的业余外交活动,不但没有改善清政府的外交地位,基至成为争夺英国权益、扩大总税务司权力、维护满族统治利益的工具。赫德从事的业余外交活动,谈不上什么积极作用,而只有消极作用。而赫德参与外交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英国的在华地位,维护海关利益。赫德自身利益与英国利益的关系决定了赫德所从事的业余外交与英国外交间的关系。总税务司的利益和英国在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总税务司利益是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而它的保持和发展,端视英国在华势力的消长而定。正因如此,总税务司的业余外交是依附于英国外交,从属于英国外交的。这种情况在国际斗争激化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突出。总税务司的业余外交主要是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国家抢夺英国的在华利益,防范其他国家取代总税务司而控制清政府。赫德与清政府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决定了他要求英国政府全力支持清政府,搞好和清政府的关系,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外争端中,赫德都是力促清政府走避战求和的路线,经常利用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运用他对清政府的影响力,诱导满族最高统治者作出和议的决策。而他的业余外交,都是走总理衙门的门路。赫德的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牺牲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维护了满族对汉族的统治,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更加深化了。[122]

1.社会阶层、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

[67]马平安.关于清末海军重建的一点看法[J].马文艳.
海上国门———大沽口炮台研究文集[M]. 天津: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35-45.

对于这一观点,张志勇持有不同看法,张志勇认为赫德在中外交涉中扮演了多种角色,包括中方代表、中方外交顾问、英方外交顾问、幕后指挥、英国侵华帮凶等,采取了多种策略,主要包括:弃虚名取实利、骑马策略、威逼利诱、底线策略等。所以他在中英交涉中也起到了多重作用,主要包括:维护了英国的在华利益;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他关于中英外交的某些观念与主张,有利于维护中英和平;他的某些角色、主张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权益。[123]

知识阶层作为连接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的中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版)一书深入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杨国强从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角度分析了二者的纠葛和关联。有关知识群体和社团组织的研究也有新进展。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巨光《民国教育社团与民主教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近代科学社团和民国教育社团的缘起、发展及历史作用作了系统考察。马建标撰文分析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转向问题,认为学生集体认同的构建及其国民身份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政府培养和精英启蒙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自觉构建过程。

[68]郭卫东.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J].广东社会科学,
2017(4):102-110.

除了赫德,海关洋员包腊
[124]、金登干[125]、赫政[126]、德璀琳[127]等都参与了晚清外交。

近代文化世族的变迁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徐茅明等人考察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的变迁,认为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民初“文化遗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过去人们对民初“文化遗民”多持单一性否定的看法。罗惠缙注意到“文化遗民”呈现出明显的延续道统的意味,他对这一群体的文化贡献给予了肯定。

[69]张建斌.光绪朝长沙开埠与英商入城交涉始末[J].
历史档案,2017(1):105-111.

2.外国传教士与晚清外交

社会下层边缘群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蔡少卿修订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会党的产生、发展、影响和作用。邵雍系统考察了天地会的起源与发展、青帮的源流与发展、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运动等。此外,他还考察了近代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秦宝琦系统梳理了晚清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何文平考察了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的关联。

[70]赵欣.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冶[J].史学集
刊,2017(1):59-68.

在晚清,对中外交涉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外国人群体,一个是海关洋员,另一个就是外国传教士。而对于外国传教士来说,一方面他们中的某些人积极参与到中外交涉中来,而另一方面,他们中有的人成为教案的牺牲品,从而引起了中外交涉。而对于前者来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国传教士与中俄外交[128]、美国传教士与中美外交[129]、英国传教士与中英外交[130]。而对于中外教案交涉,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津教案[131]、贵阳教案[132]、巨野教案[133]、青浦教案[134]与南昌教案[135]等。此外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威妥玛与教案的关系也受到关注。[136]

对商人群体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冯剑辉、王凤山、冀春贤等对各具特色的徽商与宁波商人进行了系统研究。

[71]戴东阳.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J].北
京社会科学,2017(10):27-36.

五、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

在女性研究中,女性身份及观念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王琴从性别与权力等角度,透视了传统城市的性别格局在近代的演变,解读了新女性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角色与功能。李长莉考察了妇女财产权的确立,认为,五四时期形成了妇女解放思潮,但直至国民党执政后,才最终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这一法律条文比民间实际情况又有所“超前”。这一过程反映了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一定的“超前”梯度。

[72]李花子.试析1907—1909年日本界定的“间岛冶地理范围[J].近代史研究,2017(3):148-159.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总理衙门成立,中国外交开始迈向近代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直到1876年,中国才开始向外派遣驻外使臣。与周边国家传统的朝贡关系随着这些国家被西方列强或日本的侵略与吞并而逐渐结束,与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关系却被越来越多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在八国联军侵华与中外《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被迫改为外务部,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

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论著丰富。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荆蕙兰《近代大连城市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刘克敌、苏翔《民国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俊凤《民国关中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春杨《晚清乡土社会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都市、城镇及乡村社会生活作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73] 张振鹍.
福禄诺节略与中法战争两个阶段的转
变———从《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说起[J].近代史 研究,2017(4):146-152.

1.外交制度

学界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王敏等勾勒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公共空间。他们认为,上海的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叶中强考察了1843—1945年间上海的文人生活,认为近代上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先自周边终及全国的文人,不仅呈示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亦见证了传统士人从庙堂依附者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宋钻友等人考察了1843—1949年间上海工人的生活,梳理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的三大特点。此外,关于照相、广告对社会生活影响、市民的休闲生活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等,也出现了细致而生动的研究。

[74]葛夫平.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 [J].历史研究,2017(1):68-84.

晚清中国的外交制度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学界的研究有的称之为半殖民化,有的称之为近代化。杨晓梅认为,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137]张步先也认为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集中统一,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从尝试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领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从选派幼童留学到储才馆的成立,为近代化的外交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138]但是李兆祥认为总理衙门及与其协同配置的其他外交机构,架构了近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别样的体制,这种体制既是传统的对非朝贡国外交体制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架构新外交体制的最初探索,因此,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139]

龙伟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事纠纷,认为在近代卫生行政体制建立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医界春秋》杂志的考察,从微观上分析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学界对近代中国慈善业的研究亦有新进展。黄鸿山以晚清江南地区为中心,揭示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运营实态和近代转型历程,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教养兼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

[75]张礼恒.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冶[J].近
代史研究,2017(6):88-104.

吴福环探讨了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的关系,认为总理衙门虽为全国最高外交洋务机关,但在体制上它与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基本上是平行的,它可以给后者建议、指示,但不能命令、指挥,而且建议和指示也都要奏报清帝批准。总理衙门与南北洋大臣之间是不存在统属关系的。由于总署“管理”大臣的地位崇高,均为亲郡王、大学士,所以南北洋大臣、各省疆吏以及出使大臣给总署的咨文,一般都写“咨呈”,这显示出总理衙门的地位要高于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和清政府的其它部院衙门。
[140]张季讨论了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的人事改革,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廷官制改革的开端,其选材用人不循常规;至外务部创设,选材用人进一步突破定制,取用司员由考试京官改为奏调各项专门人材,对于出使人员的取用也日益注重专门学识。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用人模式的沿革,不仅反映了官制改革进程中,职官体系职能分工的专职化及选材用人的专门化,同时也反映了在官制改革与铨选制度变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
[141]

社会转型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心。汪效驷依据民国时期陈翰笙主持的无锡调查,考察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以前少有关注的东北乡村社会的近代变迁,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王广义考察了近代东北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的社会生活,农业的经济发展,揭示了其近代化历程的演变。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近代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欧阳恩良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讨论了有关城乡人口流动、阶层流动、慈善救济,以及城乡控制和治理等论题。

[76]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
的“不沾不脱冶原则[J].清华大学学报,2017(2): 97-104.

2.外交机构

近代中国铁路的修筑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熊亚平对1880—1937年间的铁路与近代华北地区的工矿业起步、城乡市场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铁路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郭海成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铁路对关中经济社会的影响,认为关中经济社会因为陇海铁路而出现了重要转型,它还改变了关中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77]尤淑君.朴定阳违制事件与朝鲜的自主诉求[J].史
林,2017(2):102-112.

(1)总理衙门

2.文化制度、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

[78]陈开科.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J].社会
科学研究,2017(5):172-182.

总理衙门成立于1861年1月20日,并于1901年7月24日改组为外务部。钱实甫研究了总理衙门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和职权职能,认为总理衙门的存在恰可说明清政府已经同意了承担西方各国的侵略要求,并继续承担着它们不断扩大的侵略要求,最后则由更能符合它们侵略意图的外务部所代替。也可以说,总理衙门的出现,正意味着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渐趋成熟,是清政府政治机构半殖民地化或封建政权买办化的具体开端;最后改组成为外务部,则是清政府进一步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者“奴隶总管”的一个重要标志。
[142]但是季云飞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3]吴福环、焦少玲、梁彦冰等都持相似的观点。[144]吴福环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与改革,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145]

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问题最近受到更多关注。张雁通过对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与影响,及当时国内学界对这两类大学理念的选择、调适和融合过程的论述,揭示中国近代大学的变迁。闻曙明探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中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交融、中国近代大学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架构、内容与特征等。

[79]张志勇.赫德与早期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J].国
际汉学,2017(2):132-138.

吴福环研究了总理衙门职能的扩展及其与军机处和内阁的关系,认为总理衙门设立之初,清廷仅把它作为一个主管外交及通商的机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它的职能逐步扩展。首先是把外交对象由英、法、俄、美四国扩及到来华各国。其次是总署所管的外交事务,由京师扩及全国。再次,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所兴办的一切洋务事业,都是总署的主要公务。最后,总理衙门的职能逐渐涉及到内政的各个领域,而且部分地取代了清政府各个中央行政部门的职权。对于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1.军机大臣兼领总署大臣;2.总署调用8名军机处章京,作为“额外行走”,在两个衙门行走,专门查阅调取机密文件;3.总理衙门取代了军机处所掌管的外交事务;4.总理衙门的组织原则仿照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内阁及各部院的关系则有:1.总署大臣大多同时又是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2.总署章京由内阁和各部院司员内挑取,并且不停止其本衙门差使,在两处兼行;3.各衙门堂馆可与闻总署工作中与本衙门有关的事件;4.总理衙门逐渐取代了原归内阁和各部院管辖的一部分外交、通商、边界等方面的事务。
[146]此外,吴福环还总结了总理衙门的工作特点,认为总理衙门在工作制度和运转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于清政府其它中央机构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人少事繁、精练迅速,严保机要、慎守秘密,撙节开支、力杜浮滥,广咨众议、慎重决策。
[147]

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的关键群体——高等院校负责人给予了较多关注。吴立保、王昊对大学校长在近代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崔恒秀则考察了1912—1937年间教育部与高校的关系。此外,罗志田考察了吴宓主持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认为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

[80]王宏斌.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
史渊源[J].史学月刊,2017(5):75-84.

李文杰研究了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的选拔、职能及升迁,认为总办章京为章京之首,一般从办事干练、才能突出的章京中选拔,在总理衙门日常运作、公文处理、事务决策、人事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总理衙门两年一度的褒奖中一般能得优奖,多有借此而外放海关道者,他们能将总理衙门外事经验继续施用于通商各口;也有极少数总办章京,得以升任总理衙门大臣,在该机构继续专办洋务。[148]
此外李文杰还研究了总理衙门章京的考试制度,认为总理衙门建立后,其章京通过考试,从内阁和部院司员中进行选拔。总理衙门早期考试制度系模仿军机处而来,考题内容源自经史典籍,后来则改试经世性较强的策问。章京考试的报考人数在40年间经历了由少到多的变化,人们对章京考试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到逐步接受,到最后积极报考的过程。
[149]李文杰还研究了总理衙门的翻译官,认为总理衙门对翻译人才的理解认识、培养方式逐渐成熟,从最先沿用并不合理的同文馆课程表,到之后让翻译、学生参与会谈练习听说,到最后干脆将学生送至驻外使馆专职学习,从完全依赖外国翻译到奏设自己的翻译官,再到外务部为翻译官专立缺额并许其升任该部司员,清朝终使得翻译官的专业训练、出路合理化。[150]

关于近代中国大学课程教育,李佳、张美平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毕苑梳理了新式教科书的诞生、发展以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等制度脉络,致力于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的剧变。

[81]徐春峰,屈春海.清末驻巴拿马总领事馆的设立[J].
历史档案,2017(1):112-118.

奕与总理衙门的建立密切相关,刘耿生认为,奕作为总理衙门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近代外交方针的首位制定者,在清末腐败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成员中,他还算是个懂得外交斗争策略,能够接受西方先进事物,注重学习外国知识的统治者,虽然他在与西方侵略者的交涉中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但他对我国近代外交事业的贡献,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151]

基督教教育仍是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周东华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新视角,考察了基督教会与民国浙江教育现代化的个案,重点论述了浙江基督教教育如何从晚清体制外的“外国人”转变为中国“国民”;如何从教会控制转变为受政府节制;如何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转变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有力促进者等问题。章博将基督教大学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基督教大学与西方教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研究了在中国化、世俗化、国立化潮流中的华中大学的应对之策和自存之道。

[82]“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冶课题组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

秦国经研究了外务部成立的原因、过程、职官、机构、文书和档案,认为帝国主义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一是总理衙门体制不崇,二是总理衙门的大臣职责不专。[152]但是杜继东认为,外务部上承总理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外务部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并改革出使章程,改进地方外交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外交体制,同时还延揽重用新人,提高外交队伍的整体素质,总的方向是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在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步。[153]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一个主题。左玉河考察了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重新建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认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中西文明的融合与沟通。章清研究了晚清的西学“汇编”,认为“汇编”是对西学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因此解析其中关乎本土文化的调试与回应,正是审视中西文化之调试与回应的主旨所在。唐仕春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流变》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集中讨论了有关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媒体与文化生活、文化运动与论争、教育与知识、文化交流、风俗流变等论题。不少学者运用语词分析方法对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的演变进行探索。张帆研究了作为晚清教科的“科学”概念的生成和演化,认为“科学”概念在教育领域泛化的结果,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动摇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邱志红梳理了从“讼师”到“律师”的称呼变化,从中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83]韩策.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7.

(2)驻外使馆

3.法制变革、社会习俗与民众信仰

[84]马平安.
慈禧与晚清六十年[M].北京:新世纪出版 社,2017.

从1875年到1880年,清政府先后在英、德、日本、法、美、俄、日斯巴尼亚、秘鲁等8个国家建立使馆,派遣了常驻使节。高士华研究了近代中国驻外使馆从酝酿到建立的整个过程,认为驻外使馆的建立,是清政府70年代面临普遍的边疆危机和采取相对开放政策情况下的产物,设立驻外使馆这个建议首先来自西方,并且写进了不平等条约里,但清政府首先考虑的对象却是日本,因为它认为日本是边疆危机中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154]高士华还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早期驻外使馆的历史作用,认为它具有了解外国情况,与驻在国政府交涉,为本国挽回权益,管理学生,保护海外华人,使世界了解中国等作用。它的作用已远远超出外交领域,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55]夏泉也研究了晚清驻外使馆的建立过程及原因,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尚不具备与西方列强建立对等性外交关系的条件,因而未能抓住时机,及时与列强交换使节,摆脱闭关状态,积极走向世界,从而建立近代外交制度。及至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逐渐觉醒,吁请派遣使节赴外,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终于为清廷所接受,近代外交文化才迈出艰难的第一步。[156]

近代中国的法制在西方法律的影响下出现了艰难的转型。近两年,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夏邦对晚清法制近代化变革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变革的必然,分析了变革最终失败的诸多因素。乔素玲考察了近代前夕的广东法制、中西法律冲突与法制转型进程初启、晚清广东法制转型进程的全面启动与民国时期广东法制的发展。刘惠君考察了中国近代早期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法律观念变革之间的关联。

[85]崔志海,任智勇,顾建娣,张海荣.2014年晚清政治史
研究综述[J].近代史学刊,2016(1):274-284.

戴东阳考察了晚清驻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问题,认为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内地的安徽、湖南诸省。[157]戴东阳还考察了晚清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的关系,认为晚清政治派系对驻外使臣群体影响可谓持久且深入,甲午战前,对出使大臣影响最大的淮系李鸿章,早期清流派对其有一定牵制;甲午战后,中经外务部成立,驻外使臣开始进入职业化时期。[158]戴东阳还考察了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的关系,认为日本出兵朝鲜及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与金玉均被刺没有事实上的关联。[159]

刘昕杰通过对四川省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的研究,发现不同的传统民事权利在民法典颁布之后的基层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指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司法在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基层维持着地方社会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王歌雅梳理了近代中国的婚姻立法由传统到现代、由家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的历程,并考察了关注域外婚俗、审视国人婚俗、转变婚俗观念与改革婚姻行为的婚俗改革历程。

[86]崔志海,顾建娣. 2015
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J]. (未刊稿).

晚清驻日使团在中日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东阳系统考察了晚清驻日使团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活动,认为甲午战前出使的历届驻日使团,除最后一届汪凤藻使团外,其他几位出使大臣的出使活动基本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使团随员也有不少得到褒奖。首届出使大臣何如璋因在琉案上的贡献,曾数月内二次转阶;第二、四届出使大臣黎庶昌第一次出使时,因在壬午兵变中举措果敢,受到清政府上下一致赞赏;对于第三届出使大臣徐承祖,清政府对其出使做了肯定评价。[160]

近代中国社会习俗的变迁景象十分复杂。盛美真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背景中,围绕“怎样变”、“为什么变”的内在逻辑,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

[87]张建.2016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J].(未刊稿).

晚清驻外使臣在促进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东阳认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
,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
,但是
,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 ,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
,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61]

学界对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亦有新的进展。孙顺华通过考察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的关系,力图揭示异质文化间的传播规律。民国时期北京不同宗教的社团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左芙蓉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社团、道教社团、伊斯兰教社团与基督教社团,考察了这些社团的活动及其特征。

[88]朱浒. 晚清史研究的“深翻冶[J].
史学月刊, 2017 (8):11-1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梁碧莹则对晚清驻美公使进行了全面研究,其内容涉及驻美公使的派遣,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不辱使命的公使郑藻如,“绝域使才”张荫桓,安徽籍驻美公使崔国因,汉军正红旗出身的公使杨儒,以法律为武器的公使伍廷芳,留学生出身的驻美公使梁诚,以及晚清最后一位驻美公使张荫棠。[162]

王健从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地方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士绅、家族与民间信仰,官与民围绕民间信仰的博弈等角度考察了明清以来松江府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关联及其互动。

责任编辑:

综观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又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第一个阶段的成果都带有帝国主义侵华的色彩,第三个阶段的成果很多都带有翻案的意味。相信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发现,研究视角的不断增多,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将不断得到深化,研究领域将不断拓宽,研究成果将会更加客观而丰盈。

八、近代思想史

[①]
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961年版,第240-259页。

相对而言,三年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思想及其影响、西学东渐及新名词输入、近代学术史、社会思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厚。

[②] 郭大松:《滇案议》,《山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9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相关成果大量出版,并体现出较高水准。而研究视角的转换又使得这一历史丰碑“横看成岭侧成峰”。郑师渠认为,新文化运动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但它毕竟发生在欧人反省自身文化和欧洲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因此无论自觉与否,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不同程度上都在借鉴和吸纳反省现代性的合理内核,从而弱化了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存在的极端功利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的非理性倾向,为新文化运动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汪晖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了1910年代的战争、革命与“五四”文化运动发生转向的内在关联,认为如何评价共和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西方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耿云志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具有启蒙运动的性质,也带有文艺复兴的特点,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并无大不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无疑是一大枢纽。章清通过考察《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对五四思想界进行了新的审视,指出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具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③]
屈春海、倪晓一:《马嘉理被杀案件的审理》,《历史档案》2007年第4期。

近年来,学界在继续重视解读思想文本的同时,还着力探究思想家思想的源流及其社会影响。川尻文彦探讨了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思想源流及内涵,指出“功利主义”思想来自英国思想家边沁,而近代日本与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但后来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贾小叶系统梳理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在戊戌时期所引发的不同反响,指出以往论及“两考”,往往混一而论,没有作必要的区分。事实上,“两考”内容侧重不同,所引发的反响也不尽相同。前者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论也由学术转向政治。高瑞泉对梁启超、严复的平等观进行了认真梳理,认为在平等观念的古今嬗变中,梁启超、严复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一翼,与同时代激进的平等主义一翼有诸多不同。彭春凌分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分合合,认为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④] 方英:《李鸿章与滇案交涉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对新名词的输入与译介的考察是近年来思想史研究中的新兴领域,其中不乏力作。黄兴涛、陈鹏考察了“黄色”一词的词义在近代中国的变异,认为“黄色”由代表高贵、尊严的民族象征色彩词,转成为色情隐讳之指代,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互动的产物。赵晓阳考察基督教汉译名词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过程,认为《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译介的问题,而且涉及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调适与转化,以及如何被中国本土社会所认同等问题。中国传统词汇“天主”、“上帝”逐渐失去了其原有本土宗教的内涵,再生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

[⑤] 方英:《合作中的分歧:马嘉理案再研究》,《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戚学民比较研究了唐鉴的《学案小识》和阮元的《儒林传稿》,认为唐著确实参考利用了阮著,它对阮著中相关人物的学术宗旨进行了重新鉴别,编织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清代学术史谱系。唐鉴的这套论述有争夺学术正统的用意。这些现象揭示了《儒林传稿》对清代学术史著作的影响力,也显示了《学案小识》潜藏的思想史价值。於梅舫在解析朱一新论学旨趣的基础上,展示了浙、粤学人在认识汉宋上的分歧与特质,指出朱一新的治学路向以回复部分汉宋为高明,而同时代的学人及后人不加辨析,多视其为广东陈澧一派。实际上朱一新与陈澧在沟通汉宋中有着极大不同。两种不同的境界正展示了浙粤学人见解的异同与处理汉宋办法的高下。

[⑥]
龚书铎、李侃:《沙俄侵占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文物》1976年第10期。

西学的输入与传播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变主题。三年中,关于西学输入与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郑大华研究了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输入、传播与影响,认为费希特思想虽在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但只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才得到系统介绍。费希特本人为复兴民族而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正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主义之爱国主义的理解一致,因此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青睐,并促进了19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勃兴。刘增合研究了西方预算知识与制度的输入过程,认为经由日本过滤后的西方预算制度与知识又经过了传统理财观念的过滤与阐释,已经不太符合西式制度的原有格式、知识边界。外来知识体系接引过程中的生吞活剥、隔义附会以及借助于“西学中源”之类劝服方式等,呈现出外来制度与知识接引过程的复杂情态。孙江系统梳理了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话语及其在东亚的传播。拉克伯里自称发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秘密:皇帝裔出巴比伦,汉人的祖先是巴比伦人。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不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所接受,但经由日本转介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部分排满知识人的“公共知识”。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近代知识,接受者按照自身的主观意图对这种知识加以取舍和诠释。

[⑦]
谢海涛:《崇厚与中俄伊犁交涉——兼论光绪六年再次交涉之动因》,《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王东杰研究了清末切音字运动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指出,20世纪初,随着统一国语观念的流行,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认为破坏了“书同文”而受到激烈批评,但其支持者则强调方音切音字不但无阻反而有助于国语统一。另一方面,被诸多国语统一论者支持的官话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区遇到了类似的质疑。汉字在历史上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汉字拼音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未终绝。郑大华考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五四”时期是发展阶段,理论构建主要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而展开;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高涨阶段,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83页。

九、台湾史

[⑨] 张立真:《曾纪泽与中俄伊利改约》,《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内地台湾史研究起步较晚,可谓后起新兴学科。由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台湾简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是大陆出版的一部台湾通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自古以来的台湾历史,偏重于近代以来的台湾史,后限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反映了大陆台湾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严谨的简明台湾通史著作。两部大型资料集也在2009年先后面世。一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编成的《明清官藏台湾档案汇编》(邹爱莲主编,九洲出版社),共230册;二是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台湾“大通书局本”《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计9辑190册,为台湾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⑩]
王建华、孙君琪:《曾纪泽与中俄伊利交涉》,《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及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仍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曲晓范对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保台斗争进行了详细考察。王键深入探析了台湾少数民族抗日斗争,还原了少数民族的诸多抗日事实。林仁川、黄俊凌、许维勤等对日据时期台胞在福建的抗日活动进行了研究。贺平则探讨了抗战时期台湾学生参与大陆抗战的情形。在武装斗争之外,研究者还关注报刊舆论的抗日活动。陈忠纯以《申报》为考察对象,指出《马关条约》换约后,清廷上层对台湾问题集体失声,《申报》成为大陆支持台湾抗日的舆论中坚。

[11]
吴保晓:《关于曾纪泽和中俄伊犁谈判的补正》,《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关于台湾光复问题,褚静涛陆续发表《收复台湾辨析》、《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等论文,指出台湾光复不是领土割让,而是收复失地(regain
of lost territory),是恢复历史性权利(restitution in the
right),是对战败的侵略者进行制裁。

[12] 拓荒:《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江淮论坛》1988年第6期。

关于国民党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以往研究多侧重制度设计或国民政府的措施,冯琳则通过考察中央电台对台广播,发现国民党的宣传对台湾民众心理的忽视。她指出,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浮现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苏小东《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接收台澎地区日本海军概述》、张崇根《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的民族政策(1945—1949)》等论文进一步丰富了“接收”的史事叙述与政策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13] 赵春晨:《左宗棠与中俄伊利交涉》,《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李祖基、刘凌斌研究了抗战胜利前后闽台民间社团的活动,指出这些民间社团在言论上为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出谋划策,在二二八事件中呼吁政府妥善处理,并积极参与台湾的赈灾、资助贫困学子等公益活动,在两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4]
汤仁则:《论中俄伊利谈判时期的清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战后台湾政治史仍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陈红民、傅敏通过对蒋介石“复职”的梳理与研究,展现了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邓文认为,在二战后的台湾历史上,无论是对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广,还是实际参与促进改革的社会政治运动,雷震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雷震一手创办的《自由中国》,成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源头之一。杜继东的《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三》一文是其研究台湾左翼政治运动的续篇,阐述了蔡孝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红色生涯和被台湾当局逮捕后背叛中共、由红变白的人生起伏历程。

[15]
李云泉:《中法战争前的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与中越关系的变化》,《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战后的两岸关系、日台关系、美台关系仍是学者关注热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曾筹划武力解放台湾,但这一计划最终搁浅。吴本荣对其中的苏联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苏联三次拒绝中共援助请求、支持北朝鲜首先完成半岛统一,使得台海局势复杂化。沈志华利用新近公布的档案文献,考察1949—1950年中共进攻台湾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决策过程,认为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16] 杨立冰:《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

美国是影响战后台湾历史最大的外部因素。汪小平分析了1950年前后的美国对台政策,揭示了“太平洋公约”问题的来龙去脉。蒋介石曾设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来增强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的合作,但美国政府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崔丕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有关中国台湾的三个文件为中心,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台湾政策的确立与调整,指出美国对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与大陆对峙的重要前提条件。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是国民党政权迁台后面临的一大“外交”问题,张绍铎梳理了台湾当局1970年11月至1971年10月间在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决策过程,指出在尼克松政府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最终也没能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

[17]
季凤文:《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4期。

林晓光与周彦的《抗战后中美日关系研究:以“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为中心》一文指出,谈判“日台和约”时,日本政府百般回避战争责任和赔偿义务,而台湾在谈判中处处让步。“日台和约”未宣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未明确日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说明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隐含“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图谋。

[18]张立真:《曾纪泽对法越南交涉的原则与失败原因》,《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李峰:《战前中法越南交涉与曾纪泽的政策效应》,《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陈小冲探讨了台湾的移民问题,认为历史上自西往东的单向度移民,在日据时期朝着多维方向移民的态势发展。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移民群体又各归原位,重回起点。黄俊凌分别研究了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湾籍民的聚居及垦荒情况,指出国民政府为战时台湾籍民的生计问题付出了努力。

[19]
何东、胡晓:《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刘一彬对清代台人参加乡试一事进行了考察,指出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人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增强了台人对科举考试的热情及对国家的向心力。

[20]
关威:《中法战争前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谈判述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课题组”集体完成,王也扬、崔志海、罗敏、黄道炫、栾景河、赵晓阳、李长莉、郑大华、王键等提供了初稿,王建朗执笔统稿。

[21]
段国正:《赫德操纵中法谈判的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注释:

[22]
姜秉正:《中法〈李巴条约〉谈判始末》,《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

①朱佳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23]
黄振南:《巴德诺在〈中法新约〉谈判中的表演》,《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②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4]
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7页。

③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5]
丁名楠、张振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④刘克辉:《第二届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10第4期。

[26]
黄鸿钊:《英国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述略》,《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

⑤候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7]
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48页。

⑥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28] 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中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653-816页。

⑦王也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两类矛盾说”理论探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29]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25页。

⑧房德邻:《中国近代史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姜涛:《近代史就是要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0] 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⑨步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1] 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⑩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2] 戴裔煊、钟国豪:《澳门历史纲要》,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3]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年)》,第196-197页。

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4] 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35]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虞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

[36] 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7]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参见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8] 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中册,第817页。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9]
米庆余,薛敬文:《一八七一年中日立约分析》,《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0]
米庆余:《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杨奎松:《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谢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第129页。

[41]
张振鹍:《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想》,另参见金冲及《一百年前和九十年前》、步平《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均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2] 邵建东:《李鸿章与日本侵台事件》,《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

金冲及:《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43] 林庆元:《沈葆桢与日本侵台事件》,《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李良玉:《民族融合的新起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均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44] 米庆余:《晚清中日之间的琉球问题》,《日本研究论集》2001年第1期。

崔志海:《辛亥时期思想界关于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4期;李帆:《辛亥革命时期的“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45] 戴东阳:《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再释张之洞帝王之梦——兼答李细珠先生》,《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

[46]
戴东阳:《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

[47] 戚其章:《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历史教学》2007年第3期。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8]
郭海燕:《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

[49]
郭海燕:《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文史哲》2013年第4期。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50]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2-51页。

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等论文,依次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4期和2011年第1、2、3期。

[51]张礼恒:《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

吴善中:《太平天国圣库制度辨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唐晓涛:《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成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52] 叶昌纲:《中日甲午战争与英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孙宏年:《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许广智、赵君:《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53] 高鸿志:《英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等论文,分别刊载于《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郑州大学学报》第2009年第4期、《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求索》2010年第12期、《历史教学》2010年第24期、《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54]
王银春:《甲午战争前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详见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敏《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55]
卿汝楫:《甲午战争期间美国的侵华政策》,《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崔志海:《晚清维新派、立宪派的兴起与清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等编:《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6]
孙克复:《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玩弄的和平骗局》,《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

李细珠:《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三十三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57] 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两文分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2011年第6期。

[58]米庆余:《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戴逸:《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59] 王少普:《沙俄与中日甲午战争》,《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2009年第6期;朱金甫:《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

[60]
王魁喜:《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远东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杨国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刘伟:《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欧阳跃峰、关成刚:《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1]
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等论文分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1年第5期、《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学术研究》2011年第9期。

[62] 梁景和:《俄国与甲午中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3] 米庆余:《再论沙俄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2期。

晏爱红:《清代中期关于漕粮加赋的三次政策辩论》,《史林》2010年第5期。

[64] 葛夫平:《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倪玉平:《清代成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65]
戚其章:《中日〈辽南条约〉与俄德法三国同盟》,《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史林》2010年第2期。

[66] 孔刚:《德国的欧洲政策与三国干涉还辽》,《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

徐毅:《晚清科举经费研究——兼论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67] 季平子:《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68]
季平子:《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9] 戚其章:《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陈兆肆:《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70]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64-377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487页;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427页。

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

[71] 李兆铭:《科士达与〈马关条约〉》,《文史杂志》1988年第6期。

谢蔚:《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

[72]
张凤翔:《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史新恒:《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索》2010年第10期;《效法西方话语下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2010年第10期;《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2011年第6期。

[73]
翟文奇:《互换马关条约始末探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4期;程郁:《由清刑律中有关妾的条法看妇女地位的复杂性》,《史林》2010年第6期。

[74]
贾小叶:《督抚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换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75]
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鲜于浩、田永秀:《近代中法关系史稿》,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页。

刘宗灵:《地方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个案的考察》,《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76]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7–38页。

何文平:《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77]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9-67页。

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

鲁卫东:《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79]
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谭群玉:《制度转型下国会议员与武力派的政治角力——以1918年军政府改组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80]黄廷柱:《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历史教学》1957年第6期。

刘大禹:《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81]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31-35页。

汪朝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82]
周传儒:《李鸿章环游世界与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周传儒:《李鸿章环游世界与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83]
黄纪莲:《关于“中俄密约”的公布与版本问题》,《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84]
刘存宽:《国际外交史上的大骗局-论光绪中俄密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85]
谭文凤:《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中的两个问题》,《历史档案》1999年第6期。

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86]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143-153页。

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87]
李嘉谷:《<辛丑条约>与沙俄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田彤:《目的与结果两歧: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88]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84-85页。

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庙案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89]
廖一中:《袁世凯与<辛丑条约>的签订》,《贵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0]
边文峰:《萨道义与<辛丑条约>谈判中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佟德元:《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史林》2010年第2期。

[91]
戴海斌:《<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罗敏:《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2]
徐鼎新:《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社会科学》1983年第11期。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3]
陈童敏:《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学术研究》2013年第4期。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4]
崔志海:《试论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5] 《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90-92页。

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6]
张振鹍:《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杨天宏:《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97]
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于化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之国家观探析》,《东岳论丛》2011年第6期。

[98]
周载章:《浅析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局外中立”的原因》,《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冯筱才:《“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99]
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2期。

张宏卿、肖文燕:《革命“下乡”:赣南、闽西革命初期的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0]
王刚:《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01] 崔志海:《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

张玮:《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102]
刘永祥:《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王士花:《群众运动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03] 廖一中:《袁世凯与日俄战争》,《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

李里峰:《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04]
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张树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反复调整原因探析——兼评“政治谋略说”、“革命形势说”两种观点》,《华侨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05]
王宏斌:《清末广东禁烟运动能与中英外交争执》,《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杨奎松:《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与中共对美交涉》,《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106]
王宏斌:《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刘一皋:《新中国成立前夕临清事件之历史真实与认识导向》,《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07] 崔志海:《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张永:《解放战争中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08]
崔志海:《海军大臣载洵访美和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该丛书包括:《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晚清中英条约关系研究》、《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11年版。

[109]
杨铭:《清末中英关于西藏交涉的若干论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侯中军:《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评判标准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0] 苏苑:《唐绍仪与中英西藏谈判述评》,《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11]
樊明方:《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利条约〉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李育民:《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和努力》,《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2]
张志勇:《赫德与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13]
张志勇:《赫德与中英滇案交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114]陈文桂:《中法战争期间赫德“业余外交”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曹必宏:《赫德与中法谈判》,《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纪宁:《赫德与中法越南交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孙艳姝:《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115]
张志勇:《赫德与中英缅甸交涉》,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孙昉:《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延边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16]
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对鸦片税厘并征与粤海常关权力的争夺和葡萄牙的永居澳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陈开科:《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17]刘武坤:《赫德兄弟干预〈藏印条约〉之伎俩》,《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张志勇:《赫德与中英〈藏印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在华西人报刊与鸦片战争》,《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118]
张志勇:《赫德与英德借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张志勇:《赫德与英德续借款》,《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戴东阳:《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19]
贾熟村:《义和团时期的赫德》,《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刘念:《甲午中日可有一战?——一个经济学视野的解读》,《史林》2011年第1期。

[120]黄启臣:《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相瑞花:《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

蒋立文:《甲午战争赔款数额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21]谢振治:《赫德与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张志勇:《赫德与中英商约谈判》,《张海鹏先生七秩初度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2008年版。

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22]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59-367页。

戴海斌:《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23]
张志勇:《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300页。

张志勇:《赫德与中英商约谈判》,郭大松、刘溪主编:《开放与城市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4]
潘一宁:《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

王宏斌:《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5] 张寄谦:《金登干与中国海关》,《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苏智良:《一九○九年上海万国禁烟会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26]刘武坤:《赫德兄弟干预〈藏印条约〉之伎俩》,《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栾景河:《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陆南泉主编:《苏联历史真相》,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127]
麦劲生:《清末洋幕员的权力分配和斗争——以德璀琳和汉纳根为例》,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朱昭华:《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128]单光鼐:《沙俄传教士团与中俄外交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肖玉秋:《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张开森:《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29]杨卫东:《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侯中军:《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交涉再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130]陈才俊:《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周斌:《舆论、运动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

[131]廖一中、李德征:《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杨天宏:《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易孟醇:《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孙春芝:《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孙春芝:《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天津教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谭艳萍:《论丁日昌与天津教案》,《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董丛林:《“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晓川:《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法国政府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32]苏萍:《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

黄岭峻:《谁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制造者?》,《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133]王守中:《巨野教案与德占胶澳》,《东岳论丛》1983年第5期;杨恒:《安治泰与巨野教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杨光:《“巨野教案”中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陈谦平:《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34]倪玉平:《李星沅与“青浦教案”》,《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35]杨雄威:《制度 人脉
个性——南昌教案交涉与晚清政治格局》,《暨南学报》2014年第1期。

薛衔天:《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与苏联对东北的“惩罚”战争》,关责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36]赵润生、赵树好:《威妥玛与1870-1880年中英教案初探》,《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赵树好:《阿礼国与晚清教案》,《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臧运祜:《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37]
杨晓梅:《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

张俊义:《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对事变真相的调查》,王建朗、栾景和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38]
张步先:《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兼论晚清外交近代化》,《山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39]
李兆祥:《晚清以总理衙门为主轴的外交体制形态研究》,《“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丛书包括:《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0]
吴福环:《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

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41]
张季:《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清季部院用人体制改革初探》,《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美国对华财经援助》,《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142]
钱实甫:《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化与总理衙门》,《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143]
季云飞:《试论总理衙门的设立及其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

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左双文:《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144]吴福环:《论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焦少玲:《论总理衙门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梁严冰、刘蓉:《总理衙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人文杂志》1998年第3期。。

侯中军:《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45]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200页。

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46]
吴福环:《总理衙门职能的扩展及其与军机处、内阁的关系》,《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杨奎松:《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研究(1945—1949)》,《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

[147]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工作制度和运转上的几个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程早霞、李晔:《一九四九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48] 李文杰:《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研究》,《史林》2010年第5期。

陈锋:《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149]
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50] 李文杰:《总理衙门的翻译官》,《历史档案》2011年第2期。

倪玉平:《清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151] 刘耿生:《奕与总理衙门的建立述评》,《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亚搏体育app下载,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52]
秦国经:《清代的外务部及其文书档案制度》,《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苏全有:《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153] 杜继东:《清末外务部历史地位初探》,《兰州学刊》1990年第6期。

燕红忠:《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154]
高士华:《早期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杜恂诚:《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财经研究》2009年第3期。

[155] 高士华:《试论早期驻外使馆的作用》,《唐都学刊》1992年第3期。

朱荫贵:《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56] 夏泉:《论晚清驻外使馆的设立》,《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云妍:《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外资效应——以近代开滦煤矿的外溢性影响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57]
戴东阳:《关于晚清驻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康金莉:《论北京政府时期的币制监管》,《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158] 戴东阳:《晚清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史林》2004年第6期。

王红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银行监理体制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159]
戴东阳:《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段艳、易棉阳:《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60]
戴东阳:《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

[161]戴东阳:《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史志宏、徐毅:《关于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点滴思考》、陈争平:《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GDP估算》、刘巍:《近代中国GDP估算:数量分析方法的尝试》,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62]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赵红军:《农民家庭行为、产量选择与中国经济史上的谜题:一个考察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微观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戴鞍钢:《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云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周应堂、王思明:《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杨国安:《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和地方秩序》,《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黄正林:《民国时期甘肃农家经济研究——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中国农史》2009年第1、2期。

李金铮:《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马俊亚:《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胡英泽:《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1728—1949)》,《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龙登高、任志强、赵亮:《近世中国农地产权的多重权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徐锋华:《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的利益纠葛——以1935年荣氏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虞和平:《抗战后国家资本膨胀和垄断问题再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马建标:《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徐茅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邵雍:《中国近代会党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秦宝琦:《晚清秘密社会》,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何文平:《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凤山,冀春贤:《宁波近代商帮的变迁》,宁波出版社2010年版。

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

李长莉:《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葛涛、石冬旭:《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杨朕宇:《〈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善龄、刘文茵:《画说上海生活细节》,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

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沈伟东:《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汪效驷:《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31》,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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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闻曙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12—1937)》,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吴立保:《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昊:《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崔恒秀:《民国教育部与高校关系之研究:1912—193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罗志田:《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李佳:《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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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

张帆:《晚清教科之“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演化(1901—1905)》,《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邱志红:《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夏邦:《黄旗下的悲歌: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乔素玲:《法制转型的实然图景:近代广东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刘惠君:《中国近代早期工商业发展与社会法律观念的变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刘昕杰:《民法典如何实现:民国新繁县司法实践中的权利和习惯(1935—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盛美真:《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孙顺华:《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1912—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郑师渠:《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耿云志:《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0期。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川尻文彦:《“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高瑞泉:《早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以梁启超、严复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彭春凌:《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黄兴涛、陈鹏:《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戚学民:《〈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於梅舫:《浙粤学人与汉宋兼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学旨趣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郑大华:《“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刘增合:《知识移植:清季预算知识体系的接引》,《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郑大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曲晓范:《刘永福与乙未台湾抗日保岛运动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

王键:《日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武装抗日斗争探析》,“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林仁川、黄俊凌:《日据时期台胞在福建抗日活动之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等编:《林献堂、蒋渭水与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海出版社2009年版;许维勤:《抗战期间台湾同胞在福建等地的抗日活动》,“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贺平:《抗战时期台湾学生在大陆参战活动初探》,《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陈忠纯:《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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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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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汪小平:《构想同盟:1950年前后远东“太平洋公约”问题与美国对台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台湾政策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张绍铎:《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纪念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重庆,2010年。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台湾研究》2010年第2期。

黄俊凌:《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态史视域下的考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抗战时期福建台湾籍民在崇安的垦荒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

刘一彬:《清代福建乡试对台应试保障制度及其历史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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